本报记者 刘 淼
2012年盛夏，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以《窝头会馆》、《原野》、《知己》、《我爱桃花》、《关系》5部剧目，完成了建院以来第三次大规模上海巡演。大气、厚重，是上海观众对北京人艺风格的准确总结。
2013年初春，上海话剧艺术中心以《原告证人》、《资本·论》、《活性炭》3台剧目在北京首都剧场进行了回访。看惯了京味儿话剧的观众不禁感叹，海派话剧真是透着股“洋气”。
这一南一北两家剧院的双向互动，不仅让两地观众领略了京沪话剧的不同魅力，也为两地戏剧人提供了交流对话的大好机会。
两地交流始终没断
1961年，北京人艺借着9周年院庆的契机，凭着《蔡文姬》、《伊索》、《同志，你走错了路》、《胆剑篇》、《名优之死》5部戏，闯进了中国话剧的发源地——上海。
当时，黄佐临、白杨、孙道临等人以及上海人艺、上海戏剧学院、上海滑稽剧团、上海沪剧团等兄弟单位代表，一起到车站迎接。而北京人艺除个别行政人员和首都剧场部分工作人员留守，基本倾巢而出。
演出开始，申城各大媒体争相报道。1961年12月27日的《戏剧报》载：“票子在演出前一星期已经售完，而陈诉各种理由、要求协助购票的信，接二连三寄到剧场。如一位在外地机车厂工作的同志写信说，在发信当日他已从三百里外来沪，在看戏当晚还要赶回去，要求剧院无论如何设法购票。”
27年后，1988年，《茶馆》、《天下第一楼》、《狗儿爷涅槃》、《推销员之死》、《哗变》，依旧是5个戏，依旧是几乎所有演员出动，依旧有不少大腕甘当绿叶，北京人艺第二次大规模到上海演出依旧盛况空前。
首都剧场的舞台也是上海话剧艺术中心总经理杨绍林心中的圣殿。他第一次登上这神圣的舞台是在1980年的七八月份。“那时，我随上海人艺来首都剧场演出7场《陈毅市长》。我记得特别清楚，走台的时候，老院长黄佐临跟我们说，上海也应该建一座这样的剧场。”之后，从1950年至1994年，黄佐临呼吁了近半个世纪，结果建剧场还是成了遗愿。直到1995年，上海人艺与上海青年话剧团“拆二建一”组建上海话剧艺术中心后，才通过自筹资金、资本运作建成了剧场。
1996年，由上海话剧艺术中心制作的话剧《商鞅》在首都剧场演出。朱镕基观剧后发表的讲话，也成为《朱镕基谈话实录》中唯一一篇涉及文艺的文章。
之后，两家院团的交流零星地进行着。直至2012年北京人艺的第三次沪上巡演，才再一次搅乱了京沪话剧人的心海。
北京的大气与上海的洋气
今年，北京人艺开启了新一甲子的征程。回顾其一路走来的辉煌历程，无论老舍的《茶馆》，还是曹禺的《雷雨》，以及蓝荫海的《旮旯胡同》和郭启宏的《李白》等作品，无不彰显着“北京人艺演剧风格”。
自1995年合并以来，上海话剧艺术中心的艺术探索更趋于多元。“当剧团走向市场，我们就必须处理好很多个关系——主流文化与多元文化、个性文化与大众文化、雅文化与俗文化、地域文化与世界文化、国有骨干与民资民营等等。过分强调其中一方所构建的市场都是有偏差的。我们的剧目选择往往出于这样的考虑。”杨绍林说。
而通过两年来双方交流演出的剧目，我们也可一窥其各自的创作方向。
“《窝头会馆》是由作家刘恒编剧，北京人艺为新中国成立60周年排演的献礼剧目；《原野》是曹禺先生创作的经典剧目；《知己》由郭启宏编剧，虽然是古装戏，却是一部写给知识分子的戏；由邹静之编剧的《我爱桃花》和由万方编剧的《关系》，是两台小剧场剧目，都反映了当代人的情感困惑。”北京人艺副院长崔宁说，这5部剧目既摸准时代脉搏，也是北京人艺艺术风格、演剧风格的传承与延续。
上海话剧艺术中心用了近半年时间才选定了在北京展演的剧目。“可以说，最后选定的这3部戏，从不同角度和层次展现了剧院的创作力量、市场化程度和对艺术的追求与探索。”杨绍林说。
《原告证人》改编自英国女侦探小说家、剧作家阿加莎·克里斯蒂的同名小说，精致的舞美和机锋满布、悬念迭起的法庭戏是该剧的亮点；《资本·论》将马克思的经典著作《资本论》和美国华尔街金融危机结合，对晦涩的经济学理论做出深入浅出的解读；小剧场话剧《活性炭》曾获话剧金狮奖“小剧场剧目奖”，再现了一个普通家庭两代人之间对爱情和亲情的理解。
“这些戏都是近期经过市场和观众检验的作品，也是代表了我们戏剧理想和戏剧追求的作品。”杨绍林说。
在杨绍林看来，北京人艺的很多发展经验值得上海话剧界学习，尤其是它将“创作和现实主义完美结合的传统”。“与北京人艺60年的沉淀和积累相比，上海人艺与青话老牌子的丢失，就品牌文化的维护而言是一种损害。虽然在打碎中重建能更具活力，但也伴随着价值和传统的流失。话剧需要多元化发展，剧院需要保持自己独特的风格。”
“一个剧院最难得的是风格的建立。”崔宁认为，此次上海话剧艺术中心来京展演的剧目，可以说继承了老上海人艺和上海青话的传统。“从题材的选择上，表达市民生活，体现工薪阶层的生活，这些都是上海话剧的传统。演员的表演比较轻松、大方，很洋气，作品中体现了上海的情调。一个话剧院团改制，人们最担心的是只追求经济效益而忽视了艺术追求，但这次展演让我们看到了他们一贯的艺术追求，给我们做出了榜样。”
科学完善的制作人制
以制作人制进行话剧生产、创作，上海话剧艺术中心不仅走在了北京人艺的前面，更是走在了全国所有话剧院团的前面。“1997年，我在中国话剧诞生90周年的大会上谈话剧制作人制，那时大家看我就像看天外来客。如今，以制作人制创作话剧的道路，我们已经走了18年了。”杨绍林说。
杨绍林认为，制作人制从创作生产的源头，就解决了在市场环境下产权明晰问题，这其中包括著作权、人力成本核算等细节。而制作人制的另一大好处是充分调动了剧院创作人员的积极性。“在《资本·论》中有这样的情节，2011年才从学校毕业的演员就能当制作人，这在上海话剧艺术中心是可能的。只要你有好的创意、能吸引到资本，你的项目就可以到艺委会进行讨论。讨论通过，就能上马。”
在制作人制的激励下，上海话剧艺术中心近年来涌现了不少青年人才。《原告证人》的导演林奕年仅31岁，就已经有了多部导演作品；编剧喻荣军、导演何念，近年来作品不断，广受关注；而《资本·论》的主演刘炫锐2011年刚从学校毕业就挑梁演出了大戏，这在北京人艺几乎是不可能的。
“这几年，上海话剧艺术中心平均每年都有600至800场演出，四五十台剧目的制作，二三十台作品轮换演出，3个剧场除了星期一外，每天都演出。我和艺术总监达成了共识，我们只要管好占全部创作30%的主流剧目的创作，剩下的都通过制作人制分配给大家。”杨绍林说，上海话剧艺术中心更像一个人才孵化平台。
2011年，北京人艺也开始在小剧场剧目生产中尝试制作人制。崔宁介绍：“通过两年的试行，北京人艺推出了《爱情的印象》、《第一次的亲密接触》、《老爸，开门》、《坏女孩的恶作剧》4部广受观众认可的小剧场剧目。4个剧目共演出115场，票房收入共计218万元。这些剧目在丰富北京人艺小剧场舞台的同时，也使北京人艺在探索艺术管理新模式方面日趋完善，同时培养了北京人艺编剧、导演、演员、制作人、舞美设计等各方面的青年人才。”
崔宁说，目前北京人艺的制作人制仅限于小剧场作品，大剧场仍坚持由剧院统一安排。对于更多青年的培养问题，剧院的思路是“在剧目中锻炼”。“北京人艺现在确实遇到了下一代青年演员接班的情况。由于当年招生的原因，如今35岁到45岁这一代的演员是缺乏的。所以就有必要让青年演员尽快成长。今年，剧院将复排《小井胡同》，这部戏人物众多，又是京味儿题材，正适合让青年演员锻炼。导演杨立新是北京人艺演剧风格的捍卫者和继承者，他已经有了一整套训练青年演员的办法。这个戏排练的时候，首都剧场将大修，全院都会静态观望这个戏的排练呈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