汝企和

    今年是我父亲汝龙（1916—1991）的百年诞辰。他于1916年生于苏州，是俄罗斯文学翻译家，尤其在契诃夫小说的译介上成就卓著。巴金曾这样评价父亲：他使更多的读者爱上了契诃夫。

    付出超越常人的努力

    父亲在世时常说，人和人的智力水平相差不是很大。你要想取得超越常人的成就，就必须付出超越常人的努力。他自己就是这样做的。

    父亲为了专心翻译，在上世纪50年代就辞去了大学副教授和系主任的工作，后来的岁月基本上都是在独立翻译的情况下度过的。当时的稿费相当优厚，他有太充分的条件可以享受，然而他却从未停止过辛勤的翻译工作。

    为了有更多时间进行翻译工作，他深居简出，社交活动少得不能再少，每天几乎除了吃饭睡觉，就是翻译。在一般人看来，他的生活实在是太单调了，没有周末，很少娱乐，几乎与世隔绝。

    新中国成立前，父亲是中学教师，因为白天很忙，只有夜里才能做自己喜爱的翻译工作，所以年轻时就养成了熬夜的习惯。为了使自己不困，他常常是站着趴在箱子上翻译。新中国成立后，条件好多了，但他觉得还是夜里干扰少、精力更容易集中。我家住的是独院，每到夜深时，只有父亲屋里的灯光还亮着，透过绿色的灯罩，把玻璃窗也染成莹莹的绿色——现在一闭上眼睛，我还能看到那片柔和碧绿的灯光。

    父亲对自己的译作要求极为严格，每次出版前都要反反复复修改。新中国成立前，由于国民党的封锁，人们很少能够看到俄语书籍，所以当时父亲只能通过英语的译作转译契诃夫小说。新中国成立后，父亲为了使译作更加忠实于原著，发奋从头开始自学俄语，并买到了俄语的《契诃夫全集》，此后他又将以前转译的契诃夫的几乎全部作品重新翻译了一遍，这期间花费的心血更是其他人难以想象的。

    由于长年伏案，他患有严重的痔疮，发病时裤子都被血染红了，苦不堪言。但他仍不休息，而是在椅子上放一个垫子，继续工作。他常说，对疾病就得像打仗一样，不能退让，你退一尺，它就要进三尺；你咬牙顶住，它就退缩了。

    最沉重的打击

    父亲受到的最沉重的打击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人民文学出版社贴出了批判他的大字报，说他是反动学术权威。直到现在我还清楚记得，1966年秋的某一天，父亲呆呆地坐在屋外的台阶上，目光凝滞，表情木然，一坐就是两个多小时，仿佛灵魂已经离开了他的身体……父亲的精神几乎崩溃了。后来他说起，当时真的认为自己一生的路都走错了，本来以为翻译是在为社会、为人民做好事，结果却是宣扬“封资修”，辛勤劳动的成果却成了罪证，心里的痛楚和无尽的自责是语言所无法表达的。不过这样的情况并没有持续很久，各种渠道传来的小道消息使他逐渐认识到：“文革”可能是错误的，他过去的工作仍是有价值的。

    从那时起，他又拿起了笔。当时全家人都被赶到北京西单达智西巷六号的两间小屋里，和我奶奶挤在一起。屋子里很挤，父亲只能在一张很小的桌子上翻译。当时完全没有出版翻译小说的可能，也看不到任何希望，但父亲相信总有一天他翻译的书会出版。正是在这段时间里，他完成了契诃夫全部作品的翻译工作，并且开始翻译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

    “文革”后，父亲得到平反昭雪，房子也解决了，全家人都搬到西便门的高层楼里，父亲的稿费又退还给他，藏书也大部分归还了。父亲专门定做了十几个每层能放两排书的大书柜，塞得满满的全是书。又买了两个大写字台，一个用来翻译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一个用来修改契诃夫文集。当时他心情特别愉快，计划着要翻译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全集。然而由于重病缠身，他未能实现这个愿望。在临终前的那些日子里，他最挂念的就是尚未完成的翻译工作。

    父亲是国内文学译作数量最多的翻译家之一。他的译作非常流畅，深得广大读者的喜爱，正如巴金先生所指出的：“他热爱翻译，每天通宵工作，即使在‘文革’期间受虐待的恶劣条件下他仍然坚持翻译契诃夫全集。他让中国读者懂得热爱那位反对庸俗的俄罗斯作家。他为翻译事业奉献了自己的下半生，奉献了一切，甚至他的健康，他配得上翻译家这个称号。”

    父亲对文学的看法

    父亲是一个感情丰富的人，嬉笑怒骂全挂在脸上，高兴起来哈哈大笑，看电视看到感人之处，又会像孩子一样泪流满面。

    父亲对古今中外的小说都非常熟悉，每当谈起文学名著，他都会两眼放光，脸上的表情格外生动。他最喜欢的书是《红楼梦》，他常说，每当脑子发木、感到翻译的语言不流畅时，他就要拿出《红楼梦》读上几页，再回来翻译，笔下就顺畅了。他对当代文学也很关注。晚年时，我姐姐借来了金庸的小说，他一看起来就放不下，常常一口气看到天亮。对张洁、蒋子龙等当代小说家的作品，他也十分赞赏。

    为使译作更为生动，父亲十分注意提高自己的艺术修养。50年代时他买了当时最好的一种美国进口的收唱机，那收唱机有1米多高，看上去像个厚厚的书柜。每当父亲觉得没有翻译出原作激情的时候，就会停下笔，听几张激扬的古典音乐唱片，再回来翻译。

    母亲在负担全部家务的同时，也翻译了若干部俄国小说。他们常在一起讨论翻译中遇到的问题。每当电视里播放反映俄国社会的电影时，他们都看得非常仔细，父亲常会指着荧屏上的一件器物对母亲说：“快看，这就是书上写的那种东西。”

    父亲对翻译有他独特的理解。他常说，文学就是人学，是研究人的世界观的，是描绘人世间悲欢离合的；文学翻译不仅要耗费脑力，更要耗费感情，“你要想感动读者，你自己就要加倍地投入感情，你翻译出的小说才能感人肺腑。”

    父亲对文学创作的看法与此相仿。我的一位中学同学曾经多次向他请教写长篇小说的技巧，父亲同样多次强调：文学创作必须是真情实感的自然表露，你永远不能“玩假”。“写作最需要的是真情感，而不是什么技巧。”“你的思想境界是什么样，必然会反映在你创作的作品里——你永远也骗不了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