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 诗

  “五四”前后，西风渐入国门，文人骚客也大胆地用洋名为其子女命名取字。这里所说的取洋名，是指直接用外国文字的译音取的最初的中文名字，并非国人有了中文名字之后，因在国外生活而又取的洋名。此种风气一开，也为我国姓名学的发展增添了一种命名方法。

  记得读张爱玲散文集《流言》时，才算弄清了她的大名的来历。原来作者小名叫煐，而“张煐”连在一起，嗡嗡的不甚响亮。其母亲送作者入学时竟一时踌躇不知取个什么名字好，突然灵感一动，便从英文名字胡乱译了两个字，就成了爱玲（Eileen），这的确念起来要响亮多了。

  那位倡导白话文运动的胡适博士，平生最反对人取洋名，可是他竟给自己偏怜的独女取名叫“素斐”。这个“素斐”倒是很有点来历。经旅美华裔史学家唐德刚先生考证：所谓素斐，即Sophia，也就是“莎菲”，正是陈衡哲女士的名字。原来，胡适与陈衡哲留美期间曾有过一种特殊的感情，为了纪念这段旧情，才为爱女取了个用心良苦的洋名。

  旅美学者李欧梵的名字，就是取自希腊神话奥非欧（Orpheus）。奥非欧是希腊神话中的佛律癸亚歌手，发明了音乐和作诗法。据说他的歌声能使树木弯枝，顽石移步，野兽俯首。李欧梵的父亲李永刚、母亲周瑗皆毕业于南京中央大学音乐系。其父曾师从马思聪先生学小提琴，又跟从一位奥国教授学指挥。父母皆酷爱西洋文学，他们不仅给他取了这个独特的名字，也从小给他以优良的艺术教育。李欧梵教授和妹妹李美梵的音乐造诣之深，才艺学问之宽阔，即使后来在美国哈佛大学，也使同行感到讶异。

  一次，读李敖先生的力作《蒋介石研究》，又看到这样的话：“陈布雷原名训恩，字彦及，号畏垒，在浙江高等学校读书时，同学看他脸蛋胖乎乎的，戏呼他是‘面包孩儿’，由面包而英文Bread，再由译音改为布雷，于是就干脆叫陈布雷了。”

  看来，不仅大名可以取洋名，甚至还可以将传统的名字改为洋名而显扬之。至于小名、笔名，更是不在话下了。1987年11月21日《文汇读书周报》上的一位叫程刚的作者，其小名就叫维克，是来自德国大作家维克多·雨果之名。现当代作家取个洋笔名，似乎也是时髦之举。例如，巴金这个笔名，专家们就曾争论过。巴金自己曾说：“巴”是纪念一个投水自杀的叫巴恩波的北方朋友；至于“金”字，“是一位学哲学的安徽朋友替我想的。当时我的书桌上正放有克鲁鲍特金的《伦理学》英译本。他听我说要找一个容易记住的字，便半开玩笑地说了这个‘金’字”。郑伯奇曾用笔名“席耐芳”，据说，“席耐”是英文“电影”的译音，“芳”则是英文“爱好者”的意思。台湾作家三毛直接用“Echo”——希腊一神女名作笔名。鲁迅也来得干脆，谈恋爱时给许广平写信，署名“EL”或“ELEF”，就是英文和德文“大象”的前几个字母。当然，鲁迅小说中那个名满天下的阿Q，却别是一番气象了。

  如果我们误认为国人取洋名的历史肇自“五四”前后，那就大错特错了。起码，以我读史的经验和见到的资料，可以肯定地说：国人取洋名的历史至少已有1700多年！

  陈寅恪先生在《寒柳堂集》中《三国志曹冲华佗传与佛教故事》一文中说：华佗字元化，一名旉。检天竺语（古印度语）“agada”为“药”之义。旧译为“阿伽陀”或“阿羯陀”，为《内典》中习见之语。“华”字古音，按照瑞典人高本汉汉字字典及日本汉音的读法，则“华佗”二字古音恰与“gada”相应，其省去“阿”字者，相当于“阿罗汉”，仅称“罗汉”。华佗本名应为“旉”。当时民间比附印度神话故事，因称为“华佗”，实际是把他看成“药神”。

  吕叔湘在《南北朝人名与佛教》的论文中指出：南北朝是佛教流行的年代。由于佛教入中土甚广，以至于许多人的名字就取材于佛教经典。吕叔湘列举了大量来自洋文（梵文，古印度语）的人名：如，瞿昙———Gautama的译音，是释迦牟尼的姓，玄奘改译为“乔答摩”；菩提———梵文bodhi的译音；罗汉———arban的译音，小乘佛教修行的最高成果。

  而唐代最典型的名字就是大诗人王维，字摩诘。诗人的父亲去世很早，母亲崔氏虔诚奉佛，“师事大照禅师三十余年”。王维的名、字联结起来是“维摩诘”，而“维摩诘”正是梵文Vimalakirti的音译的省称。

  由以上许多例子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我们中华民族，的确是能够而且善于吸收外来文化的民族啊。（摘自《寻根》2008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