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 深

  我是个从业40多年的老报人，曾经很为自己的职业自豪过，为民请命，为国立言；新闻记者素称“无冕之王”，什么要人也敢见，什么场合也敢闯。在所有文字工作中，我最崇尚新闻记者，他们是社会生活的保健医师，现实生活需要记者胜过需要作家、诗人。

  如今我已经离休多年，我的一儿一女接了班，先后都端上新闻这个“饭碗”；女儿在一家全国性的报社上班，儿子在一家地方商报供职，大小都负一点责任。他们都比较敬业，热爱新闻事业不亚于老一辈。

  改革开放30年了。回首往昔，再看今朝，两代新闻工作者，既有传承，又有发展。这30年间，新闻事业伴随社会的前进步伐，出现了诸多新生事物。我很羡慕孩子们。新闻毕竟是第二性的东西，是客观世界的反映。如今的生活丰富多彩，整个国家的政治生活、经济生活和文化生活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革，令世人刮目相看。小辈们的报道视野，比老一代报人更广阔了，更有自由度，也更有作为。有些报道，与当年比较，简直是天壤之别。这里就我熟悉的事物，简单扼要地罗列几点。

  我们那时报道“以阶级斗争为纲，举旗抓纲，且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他们则报道“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胆子再大一点，步子再快一点，再也不搞政治运动了”。

  我们报道“举什么旗、走什么路是头等大事，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他们报道“一心一意搞建设，发展才是硬道理”。

  我们报道“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狠抓‘斗批改’，狠斗‘封资修’，中国有8亿人口，不斗行吗”？他们报道“以人为本，以法治国，构建和谐社会，国和天下宁，家和万事兴”。

  我们报道“一事当前，个人利益要服从集体利益，投资花钱，眼前利益要服从长远利益”；他们报道“群众利益无小事，反对用‘集体利益’画饼充饥，以‘美好远景’望梅止渴，要关心和解决群众最迫切、最直接、最实际的困难”。

  我们报道“与天斗，与地斗，改天换地”；他们报道“人类利用大自然，更要尊重大自然的规律，与大自然和谐相处”。

  我们报道“公社、大队干部‘两眼一睁，忙到熄灯，一年四季，催耕催种’”；他们报道“乡镇领导接受监督，转变作风；民主决策，关注民生”。

  我们那时报道“老贫农跳进洪水抢救集体羊只英勇献身”；他们报道“为救治身患绝症的孩子，惊动了高层和百姓，人命关天”。

  我们报道“某公社大年初一积肥、初二选种、初三送粪，过一个‘革命化的春节’”；他们报道“乡政府包机，让50位七旬老人飞越南海到三亚过年”。

  我们报道“广大农民踊跃交售公购粮，积极缴纳农业特产税”；他们报道“种田掀开新篇章，农业纳税成历史”。

  我们报道“山里娃建设山乡不动摇，一辈子修理地球学大寨”；他们报道“治穷先治愚，放牛娃拿到大学入学通知书，鸡窝里飞出金凤凰”。

  我们那时报道“先治坡，后治窝，身在茅草棚，胸怀全世界”；他们报道“新农村，奔小康，搬进小洋楼，用上自来水，楼上楼下，电灯电话”。

  我们报道“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他们报道“上班穿工装，下班穿西装，星期礼拜休闲装，逢年过节穿唐装”。

  我们报道“春节供应丰盛，凡城市户口每人增供：三两食油半斤肉，四两花生一斤豆；半斤鱼，三两糖，一户一瓶二锅头，市场繁荣，购销两旺”；他们报道“要预防‘节日综合症’，防‘四过’：营养过剩，饮酒过量，睡眠过少，旅游过度”。

  我们报道“农忙吃干，农闲吃稀，不忙不闲，干稀搭配”，他们报道“某些公共食堂浪费粮食现象严重，餐馆里整鱼整虾进了垃圾桶。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如果照这样写下去，定会造成读者的阅读疲劳。我只好就此打住。

  《红楼梦》说：“大有大的难处。”套用此语，“富也会带来富的问题”。我们那时报道人们过穷日子，一分钱掰成两半花，过分强调“艰苦奋斗”，这个口号甚至成了某些干部不关心民生的“挡箭牌”，乃至报道“吃忆苦饭”、越穷越是革命的“依靠对象”，干部下乡，要选最穷的人家做吃住户。可是现在艰苦奋斗精神又太淡漠了，摆阔气、讲排场，比比皆是。浪费能源、浪费粮食，随处可见。我们是个有13亿人口的“穷大家儿”，按人均收入计算，仍然是相对贫困的发展中国家，尤其还有一定数量的贫困县、贫困乡、贫困户与低保户。若干年以内，我们仍然不可能成为“地球村”的财主。即使是将来我们真的“大富大贵”了，也不能丢掉艰苦奋斗的精神，艰苦奋斗是中华民族的传家之宝。不论报刊与广播、电视，理应对此大声疾呼；近年，虽有媒体也偶尔对此发出一些声音，但是非常微弱，也不够理直气壮。

  弹指一挥间。30年的变化很大。一个老报人，在诸多反思之余，真的非常羡慕孩子们。新一代报人比老一代报人更贴近客观实际、贴近生活、贴近民心。他们的未来，肯定会随着祖国的发展有更多更大的变革与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