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秋里的一天，我们乘坐陕西省“三普”工作大队侯队长的私家车来到西安近郊的长安区（过去叫长安县），西安市的几支“三普”工作小队正在这里工作。据队长介绍，今天要去的地方是郭南村。

  绝大多数老东西

  都不复存在了

  长安县是个有几千年历史的地方，但这里农村的风貌却很新。我们一路经过好几个村庄，发现村民的房子都是新盖的，村里的道路也是新修的，就连路边两排坠满果实的柿子树也都是新栽的，郭南村也不例外。

  在崭新的村委会两层办公楼的会议室，村里的书记和村长把60多岁的上一任村支书冯书记和一个年岁更大的老者介绍给大家，请他们给年轻的文物普查队队员回忆村里过去的事情。

  冯书记操一口地道的关中方言，我们北京来的人个个竖耳细听，还是很难听懂。普查队队长就把冯书记的一段话翻译成普通话让我们听：“郭南村过去老东西很多，有石佛寺、禹王庙、土地庙，村周围还有护卫村庄的壕沟和城堡。石佛寺是个很大的寺，有100多亩地，原来曾经有两个和尚圆寂后装殓尸体的大瓮，根据这两个大瓮可以判断这个寺庙是汉代就有的，现在这个寺庙在村边重建起来了，但比过去小多了。”

  一个普查队员拿出随身携带的文物样品袋，从里边掏出各种陶片样品给冯书记看，问他村里有没有这些东西。冯书记说：“过去多得很，现在没有了。”

  一个硕果仅存的文物点

  和老人们的访谈结束后，普查队队员们直奔老书记介绍的石佛寺。石佛寺在村西北边上，是前些年新建成的面积很小的寺庙，从建筑规格上讲并不比普通的民宅高大，甚至比普通民宅还要略显简陋。院子里、屋子里有很多村里上年岁的妇女，有的在院子里择菜，有的在屋子里做针线活，这种充满生活气息的景象和我们过去在大寺庙的经验很不相同。我们很快看到了老书记所说的充满神秘气息的石佛，石佛是释迦牟尼佛，只有一人多高，并不算太高大，但却古朴浑厚，气象庄严，普查队队长判断这应该是北魏时期的东西，因为和云冈石窟的石像很相像。为了更细致地判断和测量这尊佛像，需要搬开供在佛像前的香案等物。

  对石佛寺文物的测量、登记是倒着进行的，因为最里边的石佛也是最有价值的。从大殿退出来，正对门口是一个石头香炉，古色古香，四周雕刻着形似花瓣的图案，寺庙的住持说这是老寺庙过去的油灯。香炉下边垫着一个石头构件，住持说那是过去寺庙房子的柱础。再退回到院子里，正对院门是一个影壁墙，墙上是一幅弥勒佛画像，画像两边是人们在寺庙经常见到的那副对联：“大肚能容容天下难容之事，笑口常开笑天下可笑之人”。弥勒佛像下影壁墙前是一个比大殿门口的那个香炉尺寸小些的香炉，普查队员们照样对它进行详细的测量、记录。再回到寺庙大门口，人们再一次仔细观察平铺在地上当台阶用的一块大平石，刚开始的时候大家就觉得这像是一块石碑，这会儿有人拿来刷子和清水，清除石头上的泥土后，果然看见上面的刻字。寺庙住持过来说，过几天她准备把这块古碑掀起来，立在大门口边上。有在庙里干活儿的妇女出来，住持说：“你们注意，进出门口尽量走两边，不要踩中间的石碑。”

  将近两个小时，对这个寺庙文物的测量登记工作才算完成。对每一件文物，普查队员都要用GPS（全球定位仪）确定方位，并用皮尺测量文物距离建筑物边缘的距离，同时记录该文物周边道路、田野的情况。这一番工作完成下来，等于是给每一件文物办理了身份证，有了这个身份证，这些文物才可能受到国家法律的保护。

  意料之外的收获

  吃过午饭，一干人马由老书记带领，到村子西边的大田里寻找他所说的石佛寺原址和那两个大瓮。

  侯队长边走边弯腰捡拾着地边上农民扔出来的瓷片，他说：“这是我们的职业习惯。”过会儿，他手里拿着一块刚捡到的陶片，高声喊叫普查小队的队员们：“就在这里停下来，这儿可能是一处遗址。”这时，我们大家也几乎人人都发现了脚下到处散落的陶片。几个普查队员下到一处低洼的种着大葱的坑地，在地边的土坎上用专业考古铲铲掉了一块表层的松土一米多厚的“文化层”暴露出来。普查队小队长很快分析出，这是一处有三层不同时期人类居住遗留物的遗址。

  遗址的定位，除了用GPS确定方位，还要考察该处遗址的四至也就是范围。在到处是高杆庄稼的季节，这个工作做起来相当困难。在大田里钻了好几个小时，才确定这是一处范围很大持续年代很长的人类集聚地遗址。

  到了该收工的时候，预定对石佛寺遗址的考察就没有时间了，但侯队长说，虽然是意外收获，但这处古代遗址的价值其实更大。这就是为什么文物普查要采取地毯式搜索的方式，因为许多真正有价值的东西农民可能并不了解，除了和老人们座谈之外，更重要的还是要靠队员们的眼睛和双腿。

  有了这个沉甸甸的收获，我们才有了感觉，觉得确实是走在有几千年历史的长安的土地上了。

  全国第三次文物普查作家采风专稿之三

  郭南村的一天

  钱振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