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2008年12月20日至22日，由文化部艺术司、中国戏曲学会、山西省文化厅和太原市委宣传部在历史文化名城太原共同举办了“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新时期戏曲历史剧创作学术研讨会”，这是改革开放30年乃至建国后近60年第一次召开的较大规模的戏曲历史剧创作学术研讨会。开幕式上，山西省委常委、太原市委书记申维辰致辞，文化部艺术司副司长蔺永钧讲话。近50位著名剧作家、导演和理论评论家出席会议，山西省各地市艺术创作人员和分管领导近百人列席会议。大家就共同关心的历史剧创作中的重大问题和热点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在研讨会闭幕式上，山西省文化厅厅长张明亮作小结。现将会议发言摘要如下，以飨读者。

  新时期以来历史剧

  创作的成就和意义

  蔺永钧（文化部艺术司副司长）：改革开放３０年来戏曲历史剧创作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产生了一大批弘扬优秀民族文化、体现社会主义价值体系、受到老百姓欢迎的戏曲历史剧。实践证明，我们党提出的整理改编传统戏、新编历史剧和现代戏的“三并举”方针是正确的。这三者是辩证的统一，相辅相成，共同推动了我国戏曲事业的发展。我相信这次会议对于历史剧创作实践和理论水平的提升，会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窦明生（山西省文化厅副巡视员）：山西素有“戏曲之乡”之说，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３０年来，创作演出了大量的戏曲作品，其中新编历史剧400多部，平均每年就有十几部作品搬上舞台，总体面貌是繁荣的，总体发展趋势是健康的、可持续性的。这些作品集中表现了山西丰厚的自然、历史和人文资源，涵盖了圣贤文化、关公文化、晋商文化以及多民族文化等，而且体现出自然、平等、和谐、开放、创新的时代精神。

  范世康（中共太原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新时期繁荣历史剧创作，目的在于传承中华文明，构建精神家园，更好地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山西而言，有唐朝戏、宋朝杨家将戏、明清戏，包括近几年展现在世人面前的晋商戏，文艺在老百姓生活当中不仅是娱乐享受，同时还是一种潜移默化的精神启迪。山西有着创作历史剧的深厚而丰富的人文资源。为此，我们提出了明确的思路，就是要认真梳理三晋文脉，正确把握时代脉搏，不断推出系列产品。

  曲润海（中国戏曲学会副会长）：３０年来的戏剧创作，包括历史剧创作，大体上可以分为几个阶段：第一阶段是粉碎“四人帮”以后不久，出来一些以拨乱反正为主旨的戏；第二阶段是上世纪80年代提倡思想解放，为改革开放鸣锣开道的戏；第三阶段是90年代弘扬民族文化、发扬民族传统精神的戏；从90年代到今天，这十几年就是新的探索、新的整合，是面向世界、和而不同的多元化戏剧局面。

  罗怀臻（上海市艺术创作中心艺术指导）：历史剧创作的突出成就可以从三个方面来证明：一、历史剧直接参与了中国改革开放早期的思想解放、思想启蒙，参与了人道主义精神的回归，对中国的改革开放起到思想引导的作用。二、历史剧创作接续了差不多中断百年的中国古典戏剧文学精神。三、在世界戏剧历史剧创作的格局中，中国当代的历史剧创作也做出了自己的探索和贡献。

  郑传寅（中国戏曲学会副会长）：改革开放３０年来的历史剧创作是数量最多、成就最高的戏剧门类之一。这一时期的历史剧创作，已经摆脱了单纯的政治需要，有了更宽广的视野，更多样的形态。在如何表现历史上的爱国主义，如何表现民族精神，如何准确地评价帝王将相、文化名人等方面都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比如《曹操与杨修》、《傅山进京》等优秀作品的创作经验值得认真总结。

  何玉人（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新时期历史剧创作在观念、方法和表现形式上有了新的发展。莆仙戏《新亭泪》、《晋宫寒月》、京剧《曹操与杨修》、昆曲《南唐遗事》、川剧《巴山秀才》等将深邃的历史感和鲜明的时代意识融为一体，把对历史的反思和对现实的观照交织在一起，去展现对社会、历史、人生的独立思考。许多历史剧在题材的选择上视野开阔、角度多样，成功地塑造了众多性格复杂的典型人物形象。

  李金海（山西省文化厅原副厅长）：山西的比较严格意义上的历史剧有两大特点：一是题材特别丰富，有展示重大历史事件和人物的，也有体现民族团结、民族融合的；有颂扬反腐倡廉的，还有歌唱男女爱情的；有奇人异事，更有晋商精神等等。二是形式多样：有话剧、京剧，有山西地方剧种晋剧、蒲剧、北路梆子、上党梆子等。其中一些戏还被省外多个剧种移植，长演不衰。

  历史剧的定位

  魏明伦（中国剧协副主席）：除了严格意义上的历史剧以外，还有大量的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历史剧，而是古装剧。如我本人编剧的《巴山秀才》实有其事，但主人公是虚构的。《变脸》、《潘金莲》，好像都不是历史剧，这些戏都受到观众欢迎。历史本身有两种层面，一种是广义的历史，另一种是严格意义上的历史。整理传统戏、新编历史剧、创作现代戏的“三并举”的提法，在历史上起了它的作用，是一个里程碑。但是到现在已经过时了，实际上整理传统戏不足以成为三足鼎立的一足了。

  王蕴明（中国戏曲学会副会长）：“三并举”方针是建国初根据中国戏曲舞台的状况提出来的，经过半个世纪以来的实践证明是行之有效的。我们有大量的传统戏还是需要加以整理改编的。历史剧大体上有两种类型，一种是有比较严谨的文字记录历史的历史剧；另一种就是有一点历史因由的演义、传说或者虚构的故事，以古代人来表达作者今天的思想感情和道德取向的，这两类作品统统可以称为历史剧。

  郭晓男（上海市话剧艺术中心一级导演）：戏剧发展几百年，不能不感谢中国的历史。是丰富、浩瀚的五千年历史，滋养了我们戏曲的各个剧种。但是现在有个问题，社会整体是向前的，唯独我们戏曲这行是往回看，讲历史真实。比如大家都承认《三国演义》是积淀了历史的文化形态，但是吴宇森的《赤壁》把它做成一个娱乐大片。大家看《赤壁》，无须了解什么叫“三国”，这叫“成本下降”；但是看戏曲历史剧，还需要了解历史，使附加成本增高。

  孙书磊（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副研究员）：历史剧的创作原则因创作目的、艺术体制的不同而不同，不能以一个标准去衡量和要求。新编历史剧的创作可以根据演出的需要，或借鉴古代文人历史剧张扬个性的创作原则，或继承古代民间艺人约定俗成以及类型化的创作方法，并根据观众的接受水平，将二者结合起来。

  叶之桦（厦门市文化局副局长）：在福建省，历史剧的概念没有混淆，剧作家是很清楚的。王仁杰写《节妇吟》、《董生与李氏》都不认为是历史剧，《蔡文姬》才是历史剧。我们学过历史，都知道能够进入历史的人和事才叫历史，历史剧当然也是这样。我不同意历史剧就是古装戏，不能以服装来划分历史剧和现代剧。历史剧也不能和现代戏对应，现代戏是随着历史的前进而不断推移的。

  关于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

  薛若琳（中国戏曲学会会长）：不要把历史剧的历史真实看得太严重，我主张历史真实包括历史记载的真实，或历史大框架的真实，或历史大背景的真实，或历史发展趋势的真实，甚至是在特定条件下历史可能性的真实，实际上这是很宽松的历史真实。历史剧对史实提纯太浓就缺少戏趣；但是注水太多就失去历史剧的存在价值。有才华、有修养的历史剧作家，总是怀着对自己国家和民族历史敬畏之心来创作历史剧的。

  郑怀兴（福建省剧协副主席）：编写历史剧是在史家提供的史实基础上发挥丰富的艺术想象力，挖掘内心，刻画人物。史家重在“事”，编剧重在“人”；史家重在“史”，编剧重在“戏”；史家重在“实”，编剧重在“心”；史家重在“理”，编剧重在“情”；史家重在“直”，编剧重在“曲”；用傅山的话来说，编剧要“曲尽人情，愈曲愈折；戏推物理，越戏越真”。情节越曲折，人物形象越鲜明，戏才越好看。“即此半假半真局面，却是大开大合文章。”

  胡应明（湖北省艺术研究所所长）：观众走进剧场“看戏”、“听戏”，是要获得一些“形式美”的满足，是怀着一种审美期待去为即将呈现在眼前的剧情和人物，洒一掬同情之泪或为之解颐开怀……无论历史学家们对“历史”如何定义，这些有关“历史”的“本事”、“往事”，都可以“为我所用”而真实地归化于戏剧的本体之中。

  周育德（中国戏曲学会副会长）：以史学家的严肃态度，脚踏实地研究人物生活的历史环境，揣摩人物的精神，才能摆脱凭空瞎说的游戏作风，写出来的戏才能命名为历史剧或者历史故事剧。但是，认真研究和提炼史料，这只是戏剧创作的良好的起点，要想塑造出一个活生生的人物形象，作家创造的翅膀还必须飞动起来，从而给人物以血肉，给人物以灵魂。这种功夫在艺术创造的过程中似乎更加重要。

  张永和（北京市文化局《新剧本》杂志社顾问）：我觉得写历史剧不编不成戏，全编是儿戏。现在的很多电视剧，像《康熙微服私访记》就完全没有依据。历史上康熙皇帝从来就没有私访过，而且是最反对私访的。可是它注意了观赏性、戏剧性，所以它有娱乐性，有些观众就很欢迎。我们依据历史写正剧，一定也要注意它的戏剧性。

  姚欣（文化部艺术局原副局长、巡视员）：近些年来在电视以及舞台上广为流行的“戏说剧”（诸如《康熙微服私访记》等），往往把帝王将相拔高美化，写得既勤政爱民、雄才大略，又文武双全、深情幽默，几近完美，似乎历史都是他们创造的。这些影视人物与他们真正的历史面目出入很大。今天，戏曲界的“戏说剧”虽不是很多，但这个问题并非没有探讨的必要。

  郭世星（山西省文化厅原副厅长）：我认为在历史剧创作中，一定要遵循戏剧艺术的创作规律，要努力塑造典型形象，要有好看的故事情节，同时要保持戏曲艺术的特点，对于作品中的一些事件做必要的艺术虚构。但是既然是历史剧，一些大的历史背景和人物，一定要尊重历史，不能随心所欲、胡编乱造。

  李春喜（中国文联理论研究室原副主任）：不是所有的历史名人都可以写出好戏，所以艺术家还面临着甄别哪些东西可以入戏，哪些东西可以写出好戏。我们还要努力去提高历史剧的艺术水准，在尊重历史本质的基础上，把个人对于历史的独特发现与充分发挥的想象力结合起来。

  常剑钧（广西艺术创作中心主任）：对于从事民族题材历史剧创作的作者来说，在尊重历史本质真实的同时，在尊重戏剧创作假定性原则的同时，还必须尊重民族精神和民族性格的真实。我最近创作的一部壮族歌剧《壮锦》就是朝着这个方向努力的一次探索和尝试。我认为，只要我们能把握住这几个真实，就可能使自己的作品达到最后的真实——艺术真实。

  李小菊（中国戏曲学会副秘书长）：对于思想认识的开掘、对于人性的关注、对于人物深刻的挖掘和内心痛苦的展示等等都是对于历史人物的一种更深层次的探讨。历史剧，包括古代戏中关于人的精神的反映与现代的、自由的、张扬的个性是密不可分的，这也是我们创作和解读历史剧的一个切入点。

  孟恭才（太原市文化广播电视局副局长）：既是历史剧，就必须表现出历史的真实，这是最基本的前提。但是作为艺术创作，仅有这个也不行，正如德国戏剧家莱辛所说的，历史剧创作“并不是为了纯粹历史的真实，而是出于一种完全不同的更高的意图”，历史真实不是他的目的，只是他达到目的的手段。

  姚宝瑄（山西大学教授、剧作家）：我觉得写历史剧，要么是作者对某个历史人物、事件产生了一些感悟或对现实有所感触，找不到合适的载体，于是在历史中找一条线索、一个载体；要么是他对生活有了一个成熟的看法，脑子里有了相当完整的结构，于是把它放置在一个合适的历史背景下，去展示他内心所说、所想的。一位法国戏剧评论家讲过，想去戏院里找历史的话，还请你回到你的书斋里去。

  历史剧创作与时代精神

  刘厚生（中国戏曲学会顾问、中国剧协顾问）：我感觉不管是写现代戏还是写历史剧都需要作者深入生活，要跟多方面的人接触。比如魏明伦深入水灾发生地，就发现、感受到《巴山秀才》这个素材；《大明魂》的作者是从“文化大革命”的体验中感受出来的东西。要写更好的历史题材的戏，和我们对于今天的生活的理解是分不开的。创作历史剧不能脱离时代精神，只有体现时代精神，发扬时代精神，才能创作出激动人心的作品。但是这个时代精神不能理解为为政治、政策服务。

  戴英禄（文化部艺术司原副司长、巡视员）：剧作家的现实社会责任感与思古情怀的契合所引发的创作欲望与激情，是历史剧创作的主观动力。这也是历史剧之所以有直接或间接干预当世社会生活功能的原因。《屈原》、《胆剑篇》、《林则徐》、《甲午海战》激动着一代又一代人。当世的社会情势与剧作家当时的际遇、襟怀相契合所产生的作品，不能简单地用“为政治服务”、“古为今用”的一般性口号加以解释，甚至加以非议。

  李莉（上海越剧院院长）：从自己创作京剧《白洁圣妃》的困惑中我感悟到，一部有艺术底蕴的历史剧在观照人性的同时，也一定会观照政治；在张扬个体人性的同时，也一定会带出对群体人性的反省。社会文化发展到今天，如果我们的历史剧作品还仅仅停留于对是非善恶的一般性评判，仅流于揭示个体人性的缺陷是造成悲剧的根本原因，或者将人们改变自己命运的希望，有意无意地导向于一位开明君主或者清官大老爷的出现，那应该是文化人的文化缺失了。

  黎中城（上海京昆艺术发展咨询委员会副主任）：李笠翁有一段文字可以引发我们的思考：“凡做传世之文者，必先有可以传世之心，传非文字之传，一念之正气使传也。”在创作历史剧的时候，在内涵的开掘上，我们更要努力摒弃丑恶，弘扬健康的理念，也就是出自于古人之身，又足以感动今人之心，以达到警世而后传世的目的。

  陈涌泉（河南省艺术研究院一级编剧）：豫剧《程婴救孤》（陈涌泉为该剧编剧——编者注）在中国内地、港澳台，还有意大利、法国演出，都有很多青年人观看。在维也纳，一位分管文化的市长说：“戏剧讲的牺牲自己的孩子去救赵氏孤儿所表现的精神和欧洲的故事也有相同的地方。”看来不光是东方，即使是在西方，也还在强调这种牺牲精神。

  卢昂（上海戏剧学院导演系主任）：历史剧一定要尊重历史、研究历史、认清历史。有不少历史剧由于缺乏对历史的深入研究及深刻挖掘，往往以点代面，戏说臆想，甚至杜撰“伪历史”，让人难以认同；另一方面还需要深刻开掘、敏锐洞察，以现代人的眼睛穿越历史，寻找到这段历史（及历史人物）与当代人内在的关联与意义，也就是这个作品现当代的演出意义。

  谢柏梁（中国戏曲学院戏文系主任）：20世纪90年代的新编历史剧，更加注重表现历史事件背后人的存在状态，即在戏剧中透露出对历史群体与个体的人文观照，对特殊历史情境下的人物行为和心态进行深刻细腻的剖析。历史也许是一个偶然事件，而史诗一定要写出历史的必然。

  梁枫（太原市文联名誉主席）：历史剧创作在市场经济这样一个氛围中，它的属性是一种文化产品。不管是叫历史剧、古装戏，或叫历史故事戏，最终都是要推向市场的。只有市场接受，观众埋单，它才能够存活，才有它的社会价值。历史剧要张扬时代精神，要提倡积极向上，并且要尊重历史的基本真实。

  艾治国（山西省文化厅创作室原主任）：历史剧怎样反映时代精神和时代精神应包含什么内容是处理历史剧与现实关系的核心问题。黑格尔说：“我们自己民族的过去的事物和我们现代的情况、生活密切相关，它们才属于我们的。”因此历史戏不仅要揭示出历史的性质和特征，而且更要揭示出它们的现实性。

  历史剧创作与剧作家的激情

  齐致翔（中国文联组联部原副主任）：我们创作历史剧，不但要占有历史资料，也会自律的，会有职业道德的。我们不会歪曲历史，但是我们必须走出历史资料，必须赋予历史资料以切身的感受和联想，必须赋予这个历史资料以人文的和诗情的、意象的联想。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说我们写的是历史剧，而不是历史。

  邹忆青（国家京剧院一级编剧）：我们创作《玉树后庭花》经过一个跌宕起伏的过程：一开始只是想到要写乐昌公主破镜重圆的故事，但总感到激情难以产生，故事难免落套。于是再读历史材料和唐人诗文，思路忽然开阔，想到：国破则家破，则镜破，则心破；国不圆则家难圆，镜难圆，心亦难圆。于是戏就有了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居安思危的人生哲理，并引发观众对历史、对人生的思考和感悟。

  姜朝皋（江西鹰潭市剧协主席）：我把自己的创作体会概括为十六个字：感悟历史，洞隐烛微，开掘新意，抒发真情。就是凭我们自己的心灵去感悟历史；在历史中找资料，从正史上、野史上找不到，就在历史的夹缝中，甚至是在历史的空白处去找我们所需要的；立意要新，人云亦云或是雷同的立意就没有多大价值了；真实是我们作品的生命，一是描写客体的真实，二是我们主观心意的真诚。

  周长赋（福建省艺术研究院副院长）：福建的历史剧创作最好的是上世纪80年代，那是和整个时代的思想解放、实事求是的思潮相呼应的。当时剧作家的独特的品格、独立的思想是需要我们坚持和继承的。历史剧说到底，是借一杯酒浇心中块垒，剧作家的情感必须是真实的。戏是借历史的事件和人物来表现的，剧作家的情感注入非常重要。

  刘桂成（山东省吕剧院原院长）：我创作的历史剧《春秋霸主》写中国历史上第一个霸主齐桓公姜小白，史料记载颇含戏剧性，但结构成戏并非易事。如以戏写史，史书已有；以史写人，人皆尽知。怎么写呢？发其鲜绝，钩沉幽情。任何文学都是情学。出情才能出戏。在写齐桓公成就霸业的同时，我也写了他的情爱。把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的伟业作为他情感变异的历史大背景，戏就成了立体的、鲜活的。

  康式昭（文化部政策法规司原司长）：历史剧创作如何体现推陈出新的思想，要对传统戏和历史故事进行新的梳理，要从新的视角，进行新的把握，新的开掘。要化腐朽为神奇，就要用新的手法去创作，要用历史唯物主义的眼光对历史存在的事实进行分析把握；还是要突出我们民族的美德，对这些美德和崇高精神不能采取“解构”和颠覆的态度。

  赵爱斌（太原市剧协副主席）：山西作家许石青根据《白龙关》、《龙虎斗》等传统戏改编为《下河东》，该剧30年来长演不衰。《下河东》所蕴含的人民性，文本中所体现的严谨的戏剧结构和缜密的叙事能力，还有对晋剧特有程式的娴熟运用，都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这些成就，对戏曲历史剧，特别是晋剧历史剧的创作与改编，都会产生积极的影响。

  王安葵（中国戏曲学会副会长）：当代优秀的历史剧创作取得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继承与发扬了古代历史剧创作的优良传统，剧作家在作品中抒写了有时代特色的，有作家创作个性的历史情怀，所以这些作品能有引人入胜的魅力。一部历史剧如果只是忠实地写出了一段历史，或一个人物，那还只能是如古人所称的“能品”和“具品”；而只有写出浓郁的诗情，写出作者深广的情怀，才可能成为“神品”和“妙品”。

  会议期间，一些剧作家和评论家对有的专家提出“严肃的历史剧是个伪命题”发表了不同意见，认为严肃的历史剧不是伪命题，而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命题。对以“历史情韵剧”代替历史剧和古代戏的概念，也提出了质疑。对整理改编传统戏的“三并举”之“一举”今天是否过时，也各抒己见。

  （维光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