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屈 菡

  冬季的一个中午，崔愷刚刚结束了一个会议，便立刻投入到项目设计方案的讨论中。建筑业的繁荣以及行业内对崔愷设计的认可，让他的工作无比繁忙。1978年2月，崔愷考入天津大学建筑系，至今，他已经在建筑设计的路上走了30年。

  从业到现在，崔愷所参与设计的建筑有60多件，从西安的阿房宫凯悦酒店到拉萨火车站，从北京首都博物馆到深圳华融大厦，他的作品遍布全国，而且功能丰富，这些作品中有个一脉相承的元素，那就是文化韵味。在崔愷看来，现代的、充满时尚的设计并非就意味着没文化，而照搬传统形式和符号不一定就是有文化。他认为，设计师应该在尊重传统文化的前提下，关注活生生的现实，思考当前的文化。

  崔愷的成名作——北京丰泽园饭店，对于大家而言比较熟悉。它建成于上世纪90年代初期，是崔愷较早的设计作品。当时政府提倡恢复古都风貌，因此北京出现了一批拥有复古风格的建筑设计，北京西客站便是其中一例。但在丰泽园的设计中，崔愷没有加入惯用“大屋顶、琉璃瓦”这样的典型符号，而是采用了递层上升的外立面和形式多样但风格统一的花格窗。这不仅降低了不必要的浪费，同时也拉近了建筑与人之间的距离。在崔愷看来，使建筑设计拥有传统韵味并不意味着必须使用、照搬传统形式，传统的神比传统的形更为重要。

  90年代后期，大量的商业建筑犹如雨后春笋一样拔地而起。经历了前一阶段复古风格的禁锢，建筑设计此时得到了空前的释放，西方的建筑风格被广泛地采纳和应用。这时的建筑抛弃了原来的重叠繁琐，而多是简洁、理性的。但这种风格的频繁使用，造成不同环境下的千楼一面。

  1997年，崔愷设计的外研社大楼建成。外研社是北京外国语大学的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承担着中外文化交流的作用。为了体现这一功能特点，崔愷在外墙上采用了曾在欧洲流行，且具有历史感的红色陶土毛面砖，立面上设计了高低错落的竖向墙板和巨型方格隐喻书和书架的意向，在院内合理地摆放了马可·波罗、周恩来、许国璋等中外文化名人的雕像。崔愷说，这一时期，与建筑形态的差异性相比，他更加关注建筑跟城市空间的对话，以及与周围环境所构成的和谐。

  稍后进行的外研社二期工程是在外研社原印刷厂的基础上改建而来的。这个时期，国内城市建筑经历着大拆大建，但随后人们看到，利用一些废旧工厂改造成办公楼、酒店以及画廊，效果也很好。正在此时，外研社改建原印刷厂的想法给了崔愷一次改旧的机会。从使楼体外表一致，到把两楼之间有机连接，他将两者成功地合二为一。

  2005年，在距德胜门箭楼西北方向200米处，建起了一组由7个单独办公楼组成的建筑群，这便是崔愷设计的德胜尚城。新世纪以来，国内大城市出现了一些商务建筑群，在北京有CBD、金融街、中关村等。“这些建筑群的崛起使北京更加现代，却与原有城市的文脉不太和谐，独立封闭的高层建筑也拉大了与人的距离。”崔愷说。于是，他开始思考建筑对城市环境、文化脉络的继承作用。

  崔愷在此地拆迁前原有的四合院、胡同和小街的基础上，设计了这7座办公楼，让这些建筑实体的结构延续起城市的脉络。同时，灰色砖墙也使德胜尚城与德胜门遥相呼应。除此之外，崔愷收集了不少老砖和老物件，在楼群之间建起如意门，在保留的古槐树外竖起矮墙，使整个办公区充满了静谧和怀旧。崔愷说：“用这种新旧并置、情景化的场所语言是为了表达对失去的城市风韵的怀念和尊重。”

  如今，在崔愷工作室的墙壁上，贴满了江西渼陂的地方建筑照片，马头墙、观音兜以及“左青龙、右白虎、前朱雀、后玄武”等，这是为当地一个新项目的创作做准备。崔愷很注重从传统的文化中吸取营养并寻找文化的基点，并以此为建筑设计的资源。他设计过几个遗址博物馆，这也成为他探寻历史的过程，每一次学习都让他感慨先人的智慧。

  崔愷表示，欧洲的建筑设计也给了他很大的启发，那里的现代建筑并没有一味模仿古建筑的风格，同时它们也没有打破整体环境的和谐，而是与古老和传统融为一体。“这体现了他们对传统文明的尊重，而不是一味对古代的模仿。”崔愷说，“可是在我们国家目前还存在着两个极端：商业性的、缺乏文化内涵的现代建筑和被定格为保护建筑的，不能拆也不能动的文物建筑。”

  从关注建筑个体到协调建筑与周边环境，再到研究城市整体的氛围，纵观崔愷的设计作品，它们的风格发生了很大变化，但贯穿始终的是清晰的文化韵味。探其原因，社会的快速发展促进了建筑设计的革新，但更为重要的是，建筑师对文化的热爱、对传统的尊重以及对现实的责任感铸就了其精神核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