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王蒙，熟悉文学、热爱文学的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王蒙先生已经74岁了，而他的文学创作年龄已经55岁了，2003年，提名王蒙参加诺贝尔文学奖的评选信件当中是这样写的：“王蒙先生巨大的文学成就不仅包括他与生俱来永不停止的创新意识和探索精神，还包括他通过作品所洋溢出来的联系时代、关注社会和人生的人文情怀以及生命之火。他个人不平凡的经历、卓越的才华、敏锐的思维、过人的思辨力、洞察力和艺术创作力，加上他惊人的毅力和勤奋，还有宽容大度、善于自我调整的文化性格，共同造就了他成为一代文化大家和享誉世界的伟大作家。”这是怎样的一位作家、文艺理论家和思想家呢？

  1978年12月，正值十一届三中全会刚刚闭幕，应邀从新疆到北京帮忙的王蒙又接到一个通知，到北京新侨饭店参加作协筹备会。

  王蒙：当时我接到了“作协筹备组”（作协在“文革“当中已经被砸烂了）的通知，让我到新侨饭店去开会，结果在这会上就宣布，给我带来名声也带来了很多麻烦的小说《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被平反了，第二天早晨，《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头一条新闻就是中国文联和中国作协的筹备组在新侨饭店召开会议，为一系列作品平反，其中就包括王蒙的作品。这完全出乎我的意料，就觉得这个世界果然不一样了。1978年，那是巨变的一年，也是带来了伟大希望的一年。

  30年后的2008年，王蒙的三部自传《半生多事》、《大块文章》和《九命七羊》全部出版了，在第二部“大难之后”一节，王蒙这样回忆：“历史荒唐与严酷起来几近疯狂，莫名其妙。如今却忽然间露出了笑脸，叫做脉脉含情。岁月已逝，青春何堪，何昔日之芳草兮，而今为此萧艾也。”

  王蒙：我记得在上世纪80年代的时候，有一位年纪比我们小很多的诗人，曾经有一句很有名的诗：“告诉你吧，世界/我不相信。”他与我们是不同代的人。如果我来总结当时我们的心情，就是“告诉你吧，我们相信”。我们相信历史，相信中国，相信革命，相信未来，我们也相信我们自己。即使在最不顺利的情况下，我总觉得还会有希望，总还有对生命对人生的一种执著。这样一些生活的经验，对我来说还是宝贵的，一切都是有可能好转的。

  对于王蒙来说，历史仿佛开了个玩笑，而这个玩笑开得大了些，足足22年。60年前，1948年的10月10日，年仅14岁的王蒙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我感到革命的圣火在燃烧，已经不容惶惑，不容退缩，不容怀疑斟酌。号角已经吹响，冲锋已经开始，我只能向前向前再向前”。

  王蒙：我是1934年出生的，我出生3年后，日本的军队就占领了整个华北，现在回想起来，一个长远的历史记忆里，都是失败、屈辱。这种状态之下，就很容易把人推到革命的方面去。所谓革命，就是希望这个社会产生一个比较剧烈的大变动，因为历史走到了这一步，连一个十一二岁的孩子他也要革命，现在看起来有点不可思议，但是在当时来说，是非常自然而然的。把希望寄托在革命上头，寄托在共产党上头，我实际上是在大的潮流当中，抱着一个积极投入的态度。

  新中国成立后的1950年，王蒙开始从事团区委工作。在王蒙的创作编年中，他第一次正式发表作品，是1955年《人民文学》杂志发表的短篇小说《小豆儿》。其实，如果回溯他的创作年表，在1953年，19岁的他已饱含深情，创作了长篇小说《青春万岁》。

  王蒙：《青春万岁》是这样的。我那么年少，但又参与了“推翻旧中国，建设新中国”的这样一个人民革命运动，真是充满了光明和希望。但是到了1953年，我又有一种敏感，就是这种高潮化的对新中国的感受和歌颂，正在逐渐走向正常化，不可能老陶醉在昨天的兴奋当中。我觉得我有义务把它写下来。我写《青春万岁》的时候，如醉如痴，虽然我那时候并不会写小说，我觉得写小说会把我活活累死，但是每一句话写上去，都非常兴奋，都非常满足，自己能背下来，我一年写完了草稿，这个草稿我从头到尾都能够背下来。

  然而，《青春万岁》虽然1956年就定了稿，却一直到1979年才正式出版。曾经尘封了1/4个世纪的作品，如今成为了几代人的记忆。如果说《青春万岁》是王蒙理想主义的一种抒发，那么，他1956年创作的《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所要表达的情怀依然是对青春的心灵絮语，但不经意间已经带上了现实主义创作的敏锐和忧郁。

  王蒙：《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是1956年创作的，我当时才21岁半，但我想我跟一般的青年团员、大学生已经有很大的不同。因为我已经入党好多年了，而且当时我已经是团的区委副书记。我觉得相对来说，我真正知道什么叫“革命”，什么叫“领导”，什么叫“党的机关”。而这些东西，我同样用一种很诗化的心情来感受它，所以我是想把这种“诗情”和现实中很复杂的党委工作结合起来，顺便我也表达了在这种机关单位的一些青年人会有的一些困惑。

  小说讲述了一个对新中国和革命事业抱着单纯而真诚信仰的年轻人林震，来到中共北京市某区委组织部工作后所遭遇的矛盾和困惑。创作这部作品时王蒙22岁，是具有8年党龄的“少年布尔什维克”、共青团北京市委的干部。但是这篇小说的发表一下子把王蒙从理想的高端推向了现实的底层，批评越来越严厉，甚至专门召开会议讨论这篇小说。这些批评惊动了毛泽东，他站在了王蒙一边。

  王蒙：毛主席不是专门从文学的角度看这部作品，而是首先从政治上，说这个作品反对官僚主义，他支持。他说：王蒙也不是我的儿女亲家，但是他反对官僚主义，有人说北京没有官僚主义，北京怎么没有官僚主义，中央还有王明嘛。他还说了一句“我看王蒙有文才”，这是毛泽东的语言，他不说才华或者说什么，他说“有文才”，有文才就有希望嘛，当然，他也对这个作品提出了一些批评，他说缺点是正面人物写得不好，意思是，正面人物太不坚强了。他说对王蒙要一保护二批评。这对当时的我来说，起了很大的保护作用。

  即使如此，也没能改变王蒙的命运，随后，他被错划为右派，1958年后到京郊劳动改造，1962年调入北京师范学院任教，1963年起远赴新疆，这一去就是16年。

  王蒙：我被彻底封杀了。那个时候写作已经变成了一个可望而不可及的梦。从1958年到1978年，沉默了20年。但是到了1978年，一下子又燃起了巨大的希望。

  从1979年到1981年，是王蒙恢复写作的非常重要的时期，用王蒙现在的话讲，就是“十年生聚，十年教训，一旦自己又拿起笔，就是一种井喷的状态”。

  王蒙：从我开始写《青春万岁》的时候，你们就可以看到，我的作品并不是刻意写很刺激或者很离奇的故事，我更多的是想写心灵的感受，写出在时代剧烈起伏和变迁当中，人们的内心世界。

  这一段时间，王蒙陆续发表了中篇小说《布礼》、《蝴蝶》、《如歌的行板》，短篇小说《歌神》、《悠悠寸草心》、《夜的眼》、《春之声》、《风筝飘带》、《海的梦》、《深的湖》以及一大批散文、评论。

  王蒙：1978年11月23日，《光明日报》用一个版的篇幅发表了我的一篇小说，叫《夜的眼》。《夜的眼》并没有得过奖，甚至也还有人对它表示不感兴趣，但是这个小说对我非常重要。当时和中国关系并不太好的前苏联发表的中国的第一篇文学作品，就是《夜的眼》。前苏联科学院的专家托洛普采夫曾经著文说，看了《夜的眼》，觉得中国的文学又回来了。在美国，1976年以后出版的第一个中国的当代文学的集子，叫做《玫瑰与刺》，里边选的我的作品也是《夜的眼》。作家赵玫曾经说，她当时正在上大学，看了《夜的眼》，忽然感觉到生活都变得不一样了，原来世界上还有这样的写法。后来我又陆续发表了《海的梦》、《风筝飘带》，还有此前的《布礼》、《蝴蝶》等等，所有这些，我就是写出一个大时代的内心来。

  王蒙的小说一般以智慧和潇洒见长，即使那些以自己为模特的小说，也大都以过来人的通达自嘲了之。但就在此后，在王蒙小说中，让我们感到了一种疼痛的东西，那就是1986年的长篇小说《活动变人形》，这是王蒙第一次以家庭作为背景写小说，以东西方文化的冲突和对峙为契点，回溯上一代知识分子的命运和不堪。

  王蒙：那是我童年的非常刻骨铭心的印象。在某种意义上说，那是中国要发生大的变革的一个前奏。我写的《活动变人形》，主人公就是一个接受了新思想的知识分子，但在现实生活当中，包括在家庭当中，他没有出路，他痛苦得不得了。我相信我是写出来了。而这样一个记忆，对我来说是太沉重了。如果我不把它写出来，它将永远压在我的心上。

  同样是在1986年，王蒙达到了他政治生活的一个高点，他担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部长。当时，距离1946年，王蒙在11岁时与中国共产党北平市地下党取得联系，王蒙的政治生活已经整整40年。

  王蒙：1982年，我已经当选为中共中央候补委员，1985年，提前转成了中央委员，所以我一辈子都是在政治生活当中的，但是从我的个人性格上，又真是一个作家的性格，我比较喜欢想象，喜欢语不惊人死不休。我有一点和纯作家不很一样，因为有时候我很清醒，很多事我能够考虑到这一面，也能考虑到那一面。所以1986年到1989年期间，我每天在文化部上班，在我的岗位上，实实在在地完成着上级交给我的任务，我也努力地为中国的文化事业做出微薄的贡献。

  1989年，王蒙辞去文化部部长职务，专职写作。而此时，他萌生了创作系列长篇小说的念头，试图回望从50年代初期到十年动乱结束的长达30年间，一群集革命者和知识分子于一身的“少年布尔什维克”在共和国的风雨历程中的命运沉浮、悲欢离合。这个在当代中国文学史上具有开创性的大规模的历史画卷，就是后来的“季节”系列长篇小说——《恋爱的季节》、《失态的季节》、《踌躇的季节》和《狂欢的季节》。

  王蒙：我想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和发展提供一份证词。因为我亲眼参与了、看到了、经历了新中国的起起伏伏，我既写出了新中国带来的希望，也没有回避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时候，一些人所表现的那种幼稚、那种乌托邦、那种天真以及某些方面的极端和偏执。我既没有回避当时很不正常的一些状况，也没有回避当事者的责任。

  在《踌躇的季节》里，主人公钱文有这样一段自白：“永远革命，永远前进，永远改造自己，永远与人民肩并着肩，与党心连着心。往者已矣，光荣已矣，自豪已矣，耻辱已矣，罪孽已矣，除了前进没有别的选择。这就是人生，这就是爱情，这就是脚印与方向，这就是激情，这就是诗。

  王蒙：我常常说，我并不是一个审判者，我无意在作品当中说谁对了谁错了，哪件事做对了，哪件事做错了，相反地是把它作为一个生活的整体，我回忆它，我怀念它。我也有叹息，我也有追悔。我觉得我的作品和一切按照黑白两种颜色来描写中国历程的作品都不一样。

  在王蒙的笔下，革命、爱情、诗歌，再加上虽然坎坷但仍然让作家永远激动不已的青春，构成了“季节”系列的关键词，构成了作品时而慷慨激昂、时而低回婉转的底色。

  王蒙：在这四个“季节”里面，有叙述、有描写、有反讽，也有大量的议论，还有梦幻。真正把历史风雨当中那种被风吹倒的感觉、被雨打着的感觉、被阳光照耀的感觉、被清风抚摩的感觉都写出来了。无论如何，这对我来说是一个重要的事情。

  2003年，王蒙在接近古稀之年之际，完成了一部深长意味的著作，《王蒙自述：我的人生哲学》，这部书是在多年起落沉浮之后对人生的表白。

  王蒙：我其实是一个相当感情化的人，激动的状态，愤怒、负面的情绪状态，难过或者是沮丧的状态等等，我都有过。一夜失眠，我也有过。但是我有一个好处，负面情绪很少超过48小时的。比如说我今天有点什么事，使我特别地愤怒、特别地沮丧，甚至于今天晚上一夜都没有睡好，那么我明天晚上，一定会睡一个大觉，睡得香甜无比，等到这一大觉睡完了以后，整个世界观又一片光明了。我能够排遣自己、调剂自己，不会使自己陷入一种焦虑、沮丧、悲观、愤怒。

  74岁人生跌宕，60年革命理想，55载文才锦绣，30年帙卷华章，在王蒙恢复文学创作30年后，三卷本《王蒙自传》诞生，再一次将人们拉回历史，拉回那些特殊的年代、特定的时刻、特别的纪事中。

  王蒙：出自传早就有人提了，外国的出版社也提，但我当时就有一个说法，我说70岁以后再写。70岁以后，我觉得有点内容了，有点厚度了，实打实地给历史一个交代，把很多真相告诉读者。《半生多事》，写从我出生到1978年，写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大块文章》就是写1978年到1989年的经历，这个时间并不是太长，但是这11年正是我全面地、遍地开花的阶段，又是出各种作品，又是担任各种职务等等。《九命七羊》从1989年至今，“今”当然只是写到2007年吧。

  作为见证自己同时也见证新中国成立以来历史的一代作家，《王蒙自传》以亲身的生活经历和思想历程，在为自己做回忆与总结的同时，也在为新中国的文化史立了传。王蒙强调，这三部《王蒙自传》有四个关键词，即“真实、真相、反省和信息量”。

  王蒙：说老实话，我们看到的各式各样的自传非常多，但是每个人有每个人的写法。人们一般愿意写自己的“过五关斩六将”，不愿意写自己的“走麦城”。此外，社会已经形成对一些人和一些事情的看法，非常不愿意改变这些看法，所以你想把真相告诉别人，非常困难。有时候别人不但不相信你的真相，而且反过来，说你是在向公众挑战。譬如说，一般人写“反右”的作品会有一种模式，把右派写成一些很神圣的人，为了事业而做出牺牲的人，脑袋上带着光环的人，而把迫害他们的人写成一批坏蛋。但是，我既写出了那些迫害别人的人的那种无知、那种软弱、那种愚昧、那种昏聩，我也写出了在特定的情况下，被迫害的人所表现出来的那种狭隘，那种把事情往坏里引导的倾向。所以我提出来，我希望有自省的真实。所谓信息量，就是要有和社会已经掌握的那些知识、那些看法不一样的看法。另外我还希望有全面的真实，但是，我也不能说我完全没有倾向，但是我努力做到客观、超脱、全面，在这些方面我来尽我的力量。

  在《王蒙自传》的最后，王蒙以自己2007年创作的一首诗来结尾：“连珠嬉笑未轻松，写到悲时意渐平。七十三年成数卷，凭君解释凭君听。”

  从王蒙的作品当中，我们读出一种大方无隅的超然了；从王蒙的话语里，我们听出一种大象无形的坦然；从王蒙的眼神中，我们触摸到一种大音希声的淡然；从王蒙的思想里，我们对接到一种上善若水的欣然。无论读他的作品还是读他的人，总能在一种真诚明朗的感召下，迸发精神的愉悦和舒畅，有一位读者曾经这样写道：“生于清，当见雪芹；生于明，当见李贽；生于宋，当见东坡；生于唐，当见李白；生于魏晋，当见嵇康；生于当代，我们当见王蒙。”

  （《艺术周刊》根据河北电视台作家访谈系列摘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