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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故宫现在的藏品是65万件，北京故宫我们对外宣布是150万件，这还不是最后的数字，肯定要多于这个，过去好多文物没有算进去，现在正在清理的过程，到2010年基本完成，会公布藏品总目录。两个故宫博物院，首先文物构成上有些区别，台北故宫的65万件里面，60万件是大陆过去的，5万件是他们到台湾以后征集的，这60万件里面，最多的是档案文献，有38万多件明清档案。北京故宫过去有明清档案部，上世纪50年代后期划给国家档案局，在60年代末又归还给故宫，到1980年它又再次划给国家档案局，成立了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当时有800多万件档案，现在已达1000万件。如果你从西华门那边进故宫的话，就能看到西河沿有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地方也没有变，还在我们故宫里面。现在搞清史研究、编清史，就主要依靠这些档案。我们也留了少量的档案，譬如部分陈设档，这是清宫内务府每年对其所辖各处殿堂陈设物品清点的清册，还有一些其他的档案，如舆图、“样式雷”建筑档案、帝后服饰和器物小样等。
北京故宫150万件文物藏品中，古籍特藏、殿本书书版等有50多万件，其余的百万件是书画、器物等，台北故宫约55万件是明清档案、古籍善本，书画器物约10万件。以古书画来说，台北故宫有9400多件，早期作品（元以前）比北京故宫的多，尤以两宋书画收藏丰富著称。台北故宫的山水画很有影响，宋元帝后和一些历史名人的肖像画颇具特色，其书法亮点是一批唐人摹晋的书迹及唐宋文臣的真迹。北京故宫书画有14万件之多，收藏的种类较全面，并有明清大幅宫廷书画的庋藏；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大规模收藏，弥补了清宫收藏的缺项；北京故宫的早期藏品引人注目，东晋顾恺之的《洛神赋图》、《列女图》（均为宋摹本）和传为隋展子虔的《游春图》，分别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名家人物画和山水画作品，为画史探源的珍贵资料；西晋陆机《平复帖》是现存最早的名家法书，王羲之《兰亭序》三种最佳唐摹本皆在北京故宫，王珣《伯远帖》是王氏家族唯一的传世真迹。
再如青铜器，台北故宫有5615件，先秦有铭文的约500件。北京故宫藏历代铜器1.5万余件，其中先秦青铜器约1万件，有铭文的1600余件，这三个数量均占中外传世与出土数量和的1/10以上，是国内外收藏中国青铜器数量最多的博物馆。另有历代货币1万余枚、铜镜4000面、印押1万余件。两岸故宫青铜器都以传世品为主，台北故宫收藏品的总量和精品数量都较少，但毛公鼎、散氏盘、宗周钟等重器则十分有名。两岸故宫青铜器因为系出一源，故时代序列完整和器类齐全且多传世品是其收藏的共同特色，有不少成组的器物分藏于两岸故宫。如清代晚期山东益都县苏埠屯出土的亚丑组器，台北故宫收藏鼎6件、簋2件、尊5件、角1件、觚2件、觯1件、卣2件、方彝1件，北京故宫则收藏鼎3件、簋1件、尊1件、觚1件、斝1件、卣1件、罍1件。成周王铃是一对仅存的西周早期有铭文的青铜乐器，传世仅两件，一件阳文的藏于北京故宫，另一件阴文的藏于台北故宫。
在宫廷类文物中，北京故宫具极大优势，从代表皇权的典制文物到皇家日常生活用品文物，无所不藏。例如清代玉玺“二十五宝”、卤簿仪仗等为台北故宫所无，帝后冠服也最为齐全；反映清代科技发展水平以及中外文化交流的天文仪器、钟表亦为北京故宫特藏。清代皇帝重视文玩鉴赏，其鉴赏所用的印章，绝大部分藏在北京故宫。清代皇家信仰多种宗教，以本民族传统的萨满教、道教与藏传佛教为主。北京故宫收藏有大量萨满教与藏传佛教的法器、祭器、造像、唐卡等，还完整地保存了宫廷中一些藏传佛教及道教殿堂的原状。还有一些种类，如刻石、画像石与画像砖、墓志、甲骨、封泥、陶俑、匏器、敦煌文献等为北京故宫特有。总的来说，两岸故宫文物藏品各有特点，但北京故宫不仅数量上远远多于台北故宫，精品也远远多于台北故宫。
台北故宫是个新建的博物馆，它的建筑设施是为展陈服务的；北京故宫是宫殿、是古建筑，这对文物藏品的展览是有局限的。这些年通过维修改造，我们增加了不小的展览面积，既有宫廷原状陈列，又有武英殿的书画馆、文华殿的陶瓷馆、奉先殿的钟表馆、宁寿宫的珍宝馆等基本陈列，每年又办好多临时展览，但是因为故宫太大了，到故宫来的一些人用半天的时间，从南到北走，光看宫殿就很费劲，再看展览往往就没时间了，也有很多人是来专看皇宫的，所以好多人看过故宫，印象最深的还是皇宫的宫殿建筑。因为北京故宫从没有完全对外公布过藏品的具体目录，人们对我们藏品状况并不清楚，有这样那样说法是不奇怪的。
故宫学的亲情内涵
和文化意义
记者：您曾提出，“故宫在中国，故宫学在世界。”那么，两岸乃至世界共同参与的针对故宫、故宫文物等中华民族文化瑰宝的故宫学研究以及两岸故宫交流有什么样的文化意义？请您谈一谈您在这方面的深入分析和最新见解。
郑欣淼：两岸两个故宫博物院在世界上都是有影响的，这在世界上是绝无仅有的。台北故宫从1965年在台北外双溪修成新馆到现在也40多年了，这批文物运到台湾已60年了，我感到它对台湾的民众、台湾的社会，在文化上起了一个很好的导向作用，一个提升的作用。在台湾，台北故宫的地位是相当高的，这个高不仅在于它的院长的级别高，是“部长”级，更重要的是人们以神圣的眼光来看它。故宫有象征意义，有导向作用，有很重要的地位。
美国有个人，中文名字叫做沈戴维，是乔治·华盛顿大学的教授，他与他的姑妈（也是一位汉学家和艺术收藏家）共同写了一本书，叫做《中国皇家收藏传奇》。这本书写的是两岸故宫，一再论及的中心论点是：在中国，历朝历代的统治者都将皇家收藏视为其合法性的主要来源，不论执掌政权的是古代的王朝还是现代的政府。作者认为，在今天的中国，国宝长久以来的分割象征着国家的长期分裂。国宝分别被收藏在北京的故宫和台北的博物院，已达半个多世纪。从1949年以来，两个博物院一直在大陆和台湾扮演着十分重要的政治象征角色。当然对这一观点，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赞成，但我认为还是启人思考的。该书指出，既然大量国宝滞留台湾，收存于一个仍然叫做故宫博物院的机构，那就意味着台湾和大陆、和中国的过去联系在一起，它无形中成了一条重要的纽带。这个认识是深刻的。作者后记中的一段话也很有意思，我不妨全文引用，他说：“也许有一天，两处博物院会进行直接的交流，共同展出国宝，为某种形式的政治联合搭建一座文化的桥梁。这样或许会为两院重新合并馆藏打开一扇大门。如果这一切能发生，就将在中国皇家艺术收藏史中开创出政治服务于艺术而不是艺术服务于政治的新篇章。”
对故宫的认识，我是一步步深入的。2003年的后半年，我提出“故宫学”的概念。提出故宫学的依据是什么？就是故宫是一个文化整体，这个整体包括故宫的古建筑、故宫的藏品、故宫里边近600年所经历的人和事，它们是不可分割的。像养心殿里的三希堂，作为乾隆皇帝的书房，三希堂已经成为中国一种高雅文化的象征，台北故宫对三希堂是很推崇的。作为建筑物的三希堂还完好保存，三件著名的书法作品分藏在两岸故宫。围绕这三件书法的收藏有一段曲折的历史，你看《快雪时晴帖》上乾隆皇帝那么多条题跋，把它写的满满的，它反映了乾隆皇帝的审美观，他的艺术趣味，也反映了他当时的心境以及当时发生的一些事件，把这些结合起来研究，我认为就是故宫学。前几年我们一个副院长到台湾去，台北故宫院长当时是石守谦先生，我曾让我们这位副院长向石院长征求对故宫学的看法，石院长听后说觉得“有道理”。
提出故宫学，是把故宫当做一个大文物看待，为了深刻地发掘和认识故宫的文化历史内涵，使流散各地的清宫文物在学术上有个归宿。故宫学的提出，是以故宫博物院成立以来的丰富的故宫研究成果为基础的，但我认为以前的故宫研究是自发的，提出故宫学，把它当做一门学科来建设，故宫研究就到了自觉的阶段，或者说一个新的阶段。这些年来我发表了二十来篇有关故宫研究的文章，已结集为《故宫与故宫学》，不久就会面世。
故宫博物院有两个，但故宫只有一个。北京故宫在故宫学研究中负有重要责任，台北故宫也是故宫学研究的重镇。北京故宫与香港中华书局合作，正在编写约10卷、2500万字的《故宫百科全书》，但是尚没有台北故宫藏品的内容，没有这个部分，“全书”也不算全。两岸故宫交流合作，不只是办展览，共同进行故宫学研究也是一项重要内容。
两岸的交流中，文化交流十分重要，故宫的交流又具有特殊的作用。故宫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一个代表符号，对于两岸同胞有一种民族认同感，因而相当重要。故宫包括它的藏品，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的根；它的建筑，它的文物珍品，是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的结晶，反映了五千年的中华文明；同时它又有象征意义，就像埃及有金字塔，希腊有雅典的神庙，紫禁城也已经成为中华民族文化的一个代表，具有了象征性的意义。因此两岸故宫的交流具有重要的意义，是不可替代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