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春平

  大盛魁是清代中国北方最大的内蒙古商号。以大盛魁为代表的归化商业集团是我国最早出现的股份制企业群，出现的年代迄今已超过300年，它以归化（今呼和浩特市）总号为枢纽，分号遍布全国各地，建立起集商贸业、金融业、运输业为一体、联动互进的大财团，极盛时员工多达8000余人，并完善了一整套在当时堪称先进的经营管理机制。难能可贵的是，大盛魁的股份制不是向外国人学来的，而是在中国土生土长起来的，是完全民族化的。

  规模庞大 运转灵活

  大盛魁是康熙年间由山西太谷、祁县的3个贫困汉王相卿、张杰、史大学通过做随军生意艰苦创业发展起来的。到清中后期，大盛魁已成为杀虎口、归化、恰克图、科布多、京津、汉口占据垄断地位的商贸集团。清后期，大盛魁在组织和营业的分工方面大致分4个部分：金融业（钱庄、票号、印票）、日用百货（丝绸、棉布、铁器、药材）、畜产品（牲畜、皮毛）、饮食服务业（茶叶、冻饺、货栈、养驼）。

  当时的大盛魁是客户需要什么东西，它就经销什么商品。比如，蒙古王公贵族每年要进京城晋见，大盛魁就有专人为他们做后勤服务，包揽打点支应一切花销。返回时王爷们通常还要去五台山朝圣，大盛魁就经销各种朝拜用的念珠、法器。再比如，内蒙古商队冬天返回经过草原无人烟的地方时，饮食找水十分困难，大盛魁就把羊肉水饺包好冷冻起来以备途中食用——大盛魁在300年前就已生产“速冻水饺”供商人和牧民食用了。

  在200多年的历史中，大盛魁形成了十分庞大的组织机构，在内蒙古、北京、济南、上海、杭州、汉口、山西多地以及后来在俄国的莫斯科、圣彼得堡，外蒙古库仑（今蒙古乌兰巴托）等一些大中城市都设有自己的分庄、分厂、钱庄、票号；在草原上有许多流动贸易的“房子”（即帐篷），还有拉骆驼驮着货物走（蒙古）包串户的销货小组；并在各地开设了许多金融机构和小号。归化城中的总号则是它庞大机构的中枢，指挥调度着所有的分支机构，使之成为一个运转灵活有效的机器。

  从性质上看大盛魁是一家典型的股份有限公司。以大盛魁为代表的归化商业集团早在300年前，在管理上就实行了两权分离的模式，即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这也是300年后的今天人们努力在做的事情。

  大盛魁的人权与财权全部集中在总号大掌柜的手里，大掌柜有号事的处置权，对后继经理的任用也有着决定的权力。别家商号的财东是字号赚钱的时候财东按股份分红，字号赔钱的时候财东也要按财股清偿亏损的数额。大盛魁财东则是不管字号赔赚，他们照例分红，并不承担任何风险。

  分而不乱 统而不死

  大盛魁的分支机构和小号数量非常多，但在账目上它们都单独核算。投资方式也是不拘一格、灵活多样，既是统一于归化总号，又是相对独立的，赚了钱有总号的份，赔了钱则自负其责。

  大盛魁的许多分支机构并不冠以大盛魁的名义开设，而是由大盛魁出资作股东，另聘掌柜经理。大盛川就是这种性质的分支机构。大盛川成立之初，由大盛魁出本银十万两，护本银十万两，共作十个财股记在万金账上，但是不以大盛魁记名，而记的是资荣昌的名。而资荣昌为开展业务，又在北京、天津、上海、汉口、沈阳、齐齐哈尔、锦州、张家口、包头等地设置了许多庄口,形成了总号辖小号，小号再设分庄这样的特殊组织机制。所有这些庄口在业务上都归总号领导，但在具体人事和业务上的事总号均不直接插手。

  对人才的重视和严格的用人制度也是大盛魁制胜的法宝。大盛魁的大小经理和顶了生意的伙计，都必须是本号学徒出身；其他字号的人就是再有本事，大盛魁也是一概不用的。学徒入号，必须学满整整10年才允许回家探亲。在大盛魁200多年的历史上从来没有聘请过外号的人。录用学徒也十分严格，除了相貌端正、身体健康、有一定的文化外，还要求必须是没在别家商号做过事的才行。

  此外，“职员放假回家不得于财东家闲坐”，以防某些号员为一己私利与财东勾结干涉号事，进而破坏经营权独立。字号规定号内人员如遇婚丧嫁娶和其他喜庆，由字号统一庆贺送礼，职员不得相互送礼，以防号员拉帮结派，结党营私。触犯主要号规者，不论资历深浅、地位高低一律开除。号规规定财东只能在结账期间行使他的权力，平时字号不接待财东食宿，也不借给财东钱物。财东不得随意指使号内人员为自己做事，不得对外代表字号。字号不接受财东的子弟进号学徒。

  大盛魁的经营就是靠这些颇具现代色彩的管理机制来实现的。但随着清末沙俄在边疆地区侵略活动不断扩大，大盛魁的营业顿受影响，日见萧条，逐渐淡出视线，结束了它的历史神话。然而其对市场的探索、开发等丰富经验，严密有效的管理办法等在今天仍具有启发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