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森
今年6月13日，是我国著名作家柳青逝世31周年。回想起曾经与他的一段交往，不禁使我感慨万端，他的时刻关心普通群众的悲悯情怀，更使人深受启迪。
上世纪60年代初，我在当时的坪头大公社工作。一天上午，街上的新华书店里不少人争购小说《创业史》，我也买了一部。手不释卷地熬了一个通宵，天亮前将全书粗读了一遍。书中讲的全是农村的事，说的是农民的心里话，对于我这个农村工作的干部来说，甚为亲切。从此，《创业史》就成了我的贴身读物，不论是下乡还是驻队，常常带在身边，一有空闲就读几页。柳青的名字深深地刻在了我的脑子里，他成为我十分敬仰的大文学家。
真是无巧不成书。在长安社教（上世纪60年代初全国范围开展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试点期间，分团决定让我担任皇甫公社工作队副队长，并处理日常工作。一天上午，工作队正在开会，有位同志进来说，一位社员要见工作队的领导，队长便让我出去接待一下。我走出会议室，看见这位社员身材不高，上身穿黑布对襟夹袄，腿上穿浅蓝色裤子，脚上是一双黑面白底的半新旧布鞋，朴素，但很整洁。头上戴一顶旧的遮阳帽，鼻梁上架着一副金丝椭圆形白色眼镜，眼镜后边是一双炯炯有神但有些怒色的眼睛，嘴角上留着很像贺龙元帅的小胡子，看上去不是一般农民。我主动招呼，请他进宿办合一的房子坐下，并倒了一杯水。他静静地坐着，既不喝水，也不说话，两眼只是直盯着我。当时，我有些不知就里，就问：“你是？……” 我的话还未说完，他即操着浓重的陕北口音说：“我是长安县委挂职的柳青。”一听这话，我赶忙站起来，上前紧紧握住了他的双手，很激动、崇敬地说：“哎呀，往常只看您的小说，想不到今日见到您了，真巧！”柳青的脸上由阴转晴，问道：“你看我的什么小说？”我笑着说：“长篇小说《创业史》、短篇小说《一窝猪娃》等。”他说：“哦！你是我作品的读者了！”就这样，我们俩人有说有笑地聊了起来，真觉得心心相印，一见如故。
原来，柳青那时虽然在中共长安县委任副书记，全家却住在皇甫公社罗湾大队。为了便于接近群众，利于创作，他和妻子马嵬的组织关系都转到了罗湾大队党支部。社教中要进行党员重新登记，负责这项工作的同志找不到他们的党员档案材料，就登门去质问了。这位同志不但不听柳青的解释，还发脾气训人。我听了哈哈大笑说：“革命革到从边区来的老党员、老革命、老前辈头上了！”随后，我立即给办公室打了招呼，陪柳青回家。还去罗湾大队工作组组长的住处，把负责党员登记的两位（都是北京人民大学的同志）找来，说明了柳青的情况，并与他们一同去柳青的家里道了歉，消除了误会。
后来我得知，自从柳青一家住进罗湾大队，他不仅主动参加党支部的活动，更是以普通党员的身份出现在群众中，经常走村串户，访贫问苦，了解情况，征求意见。他对全大队几十户人家的基本情况都很熟悉，谁家有几口人，几男几女，分几辈，大人、小孩的名字叫啥都能说得上来。谁家缺劳力，老人多，又有病人，生活比较困难，他就让爱人马嵬给送些吃的，送些看病的钱。为了方便群众就医，他把《创业史》的全部稿费拿出来修了一所医院。逢年过节，还在家里招待大伙儿，和大家拉家常。群众都说：“柳书记一家是咱农民的好朋友，贴心人。”
记得那年春节过后不久，柳青邀我去他家里做客。他说去年秋季收成不好，现在社员普遍缺粮，有的户已经往饭里掺树叶了。他建议利用吃午饭的时间，不打招呼去几家看看。我们便来到村子东头的第一家。这家正在做饭，熬的是包谷糁（带皮）和一些树叶。到第二家时，工作组的两位同志和主人正在吃饭。我端起碗吃了一口，也是包谷糁和树叶，很粗，很苦，难以下咽。恰巧，当时的西安市委书记张国声来检查工作，我就如实汇报了情况，特别说明这是柳青同志发现的。这件事得到了市委领导的高度重视。 没过几天，长安县便给农村拨了一批返销粮，解决了广大社员的生活困难。
柳青不仅十分关心群众，党性原则也非常鲜明。他和我们一起学习、探讨社教文件，领会中央关于干部的绝大多数是好的和比较好的精神，强调对干部还是要一看、二帮、三教育。他不仅这样说，更是身体力行，帮助我们认真做好干部正面教育的工作。这样，就有效地防止和克服了执行政策中的片面化和绝对化倾向。我们有柳青作参谋，工作不仅比较活跃，还出了许多经验，在社教简报和报刊上作了介绍。社教工作结束，工作队（组）离村时，群众在村口热烈欢送，有的干部、社员还把我们一直送到了火车站，洒泪而别。
作为一名作家，柳青的风趣和幽默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常约我去他家里闲聊，我也非常乐意听他谈话，那真是一种艺术享受。他用陕北腔说话，有时就唱，配合着举手投足，学各种人物的动作、表情，把大家惹得前仰后合地笑个不停。听别人谈话，柳青十分认真，像是要把一字一句全都存入自己的记忆里似的。从这里，我也看到了他观察人物、观察生活的独到之处。
社教试点结束第二年的夏收以后，我因公出差到西安，还专门去罗湾大队看望了柳青一家。那时他刚从兰州躲花粉过敏哮喘病回来。一见面我们都很高兴。他们夫妻俩介绍了社教以后农村的情况，柳青还谈了他的私生活。他从书柜里拿出一张照片，指给我说：“这是我原来的老婆，离婚后一直在北京工作。去京开会，有时还去看一看。”马大姐插话说：“常去看哩！”惹得我们都笑了。他还给我看了日本、朝鲜、阿尔巴尼亚等版本的《创业史》。那次我们一直畅谈到了凌晨两点钟，谁知这却成了我同柳青的最后一次见面。
“文革”中，柳青一家的遭遇不时传到我的耳朵里，灾祸发生在他们家里，却疼在我的心上。后来打听到柳青从农村搬到了西安市西大街的一幢居民楼里，我专程前去看望。楼是筒子楼，他家住在二层，楼道里没有灯，黑乎乎的，按房号敲门，却把邻居叫出来了。这位老大娘告诉我，他来这里没几天，就因病住院了。住哪儿不知道。后来虽然又找过一次，也未见到人。再后来，便是从报纸上知道了柳青逝世的消息，我当时悲痛得泪流不止。直到现在，我仍为我们国家过早地失去了这样一位杰出的文学家惋惜，也为自己失掉了这样一位挚友而痛惜不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