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醒尘

  吕德申先生仙逝已经多日，每每想起来，我的心情仍然很沉重。

  吕德申是我国著名的文艺理论家，长期在北京大学中文系从事文艺理论方面的教学科研并担任党的工作，是一位“又红又专”的优秀教师。

  我和吕先生都是北大人，他在中文系文艺理论教研室，我在哲学系美学教研室。我和他的接触虽然不是太多，但相识很早，我读过他编写的书和文章，从中获益良多，得到不少启发。在我的心目中，他是一位和蔼可亲的长者，更是一位受人敬仰和爱戴的睿智博学的学者。

  上世纪60年代初，我们曾一同在中央高级党校参加文科教材的编写工作。他在《文学概论》组，主编是蔡仪；我，还有北大美学教研室的杨辛、甘霖和于民都在《美学原理》组，主编是王朝闻。我们都吃住工作在高级党校的南院。院里有两座灰色的砖楼，我们在南楼，他们在北楼。院门朝东，过一条土路有一个大食堂，大家都在食堂吃饭，休息时常常三五成群地聚在一起，在院子里散步聊天，夏天有时还去颐和园游泳。有一天我和于民在散步，迎面碰见了吕先生。他中高个儿，身着蓝色布衣，精神饱满，和蔼可亲，主动向于民热情问好。于民是从中文系调到哲学系的，他和吕先生早就相识，关系很好。于民向我介绍说：“这是中文系的吕德申同志。”并向他介绍了我，吕先生热情地与我握手，并说：“风华正茂啊，小伙子，好好干啊！”的确，那时我很年轻，1960年刚刚毕业留校，才二十三四岁，吕先生比我大10多岁，他的话让我感到很亲切，对我是一种鼓励。从此我们就相识了。

  说到编书，那已是近50年前的事了，那段经历至今还令人留恋。60年代初，中宣部和高教部制定了大规模的文科教材编写计划，从全国各高校和科研单位抽调出一大批人才，集中到中央高级党校，成立了许多教材编写组，主编都是各学科的名人，参加编写组的有老中青三代，许多都是活跃在各学科领域的骨干力量。这样大规模的编书是以前没有过的，参加编写组的人都把这次编书看做党和国家交给自己的任务。虽然那时的生活条件十分艰苦，但都不怕困难，豪情万丈，每天都工作到深夜，很晚才休息。1964年《文学概论》和《美学原理》都完成了初稿，但没能及时出版。直到1978年蔡仪和王朝闻两位主编又各自召集部分人进行修改，1979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美学原理》出版时改名为《美学概论》）。这两部教材在各高校使用多年，受到广泛好评，有很大影响。

  吕德申先生早年毕业于西南联大中文系，1946年以来一直在北大中文系辛勤耕耘，他为本科生、研究生、进修教师讲授过许多文艺理论的课程，培养了大批教学和科研人才。他长期坚持不懈地钻研马列文论，发表过许多文章和专著，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学科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他主编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发展史》以及与陆梅林等合编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大辞典》，在美学和文艺理论界产生过重大影响。2006年，全国马列文论研究会曾授予他“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终身成就奖”。他治学严谨，人品端正，生活俭朴，作风朴素，不务虚名，行事低调，深受师生的爱戴和敬仰。

  吕先生待人宽厚友善，十分关心人。每当我在燕园的路上见到他，他总要停下来谈上几句，不是问寒问暖，就是问你最近在研究什么，让人感到温暖。对自己的伤痛他却并不在意。有一次我见他拄上了拐杖，问他是怎么回事，他轻描淡写地说：“摔了一跤，没有事！”我知道那时他是带病工作的。2006年，我去蓝旗营小区拜访刘煊，他告诉我吕先生身体不好，最近刚出院，也住在蓝旗营小区，就在前面那座楼。我说想去看看吕先生，我们便一起去了。李一华先生开门迎接了我们，一进门，只见吕先生正坐在轮椅上，他一眼就认出了我，也许因为我是稀客，他显得十分高兴，忙请我们到客厅坐下。客厅里阳光很好，陈设简朴，摆放着电视、沙发和一排书柜，有一股书卷气。我们先询问了他的健康状况，然后就很随便地聊天。他关切地问我和美学教研室杨辛、于民同志的情况。言谈中他仍关心国家、社会和教育的发展。我们对他说，既来之则安之，有病了就不要考虑其他了，还是健康第一，希望他多加保重，早日康复。围绕健康和养生的话题，我们谈得也很高兴。临走前，刘煊还为我和吕先生照了一张合影。想不到这竟是我和他的最后一次见面，那张珍贵的合影也成为永久的纪念了。海德格尔说：“人被称作短暂者是因为人能够死。”的确，死是人生中最无奈的事，然而人的精神、劳绩、道德文章却可以长存人间，活在人们的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