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城外

  7月11日，93岁高龄的国学泰斗任继愈在京逝世，我闻讯马上向国家图书馆发出唁函，深切怀念老先生。他生前对湖北咸宁向阳湖文化热情关注，对我本人也十分关心——往事历历在目，不禁悲从中来。

  我能有幸认识任老，说来也是一种缘分。1970年春，国家图书馆（原北京图书馆）除部分留守人员外，大都下放到文化部咸宁“五七”干校。26年后，我有次出差进京，便找了这个“借口”，试探接通任老家电话，打听当年北图的“五七”战士有多少，代表人物有哪些？治学严谨的任老，为人极为认真，他虽然自己并未下放鄂南，而且和我素昧平生，但还是古道热肠，帮我打听到北图曾到过向阳湖的知名专家有李长路、郑效洵、戚志芬、冀淑英……

  我很快如愿采访了有关专家，接着便忍不住去三里河南沙沟上门求教，一睹任老的风采。年逾八旬的他戴着眼镜，身着中山服，显得儒雅庄重，而思维之清晰、敏捷，更是不亚于晚辈，令人油然钦敬。机会难得，我主动聊起向阳湖的话题，首先请任老谈谈对干校时期的文化人有何评价？他似乎早有思考，立即作答:“6000多文化人集中下放在咸宁向阳湖，可以说空前绝后，这是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要不是发生‘文革’，各路人马凑不到一起来。那是知识最不值钱的年代，文化人不受尊重，用非所长，造成了人才极大的浪费。但这些知识分子最可爱、最可贵的一点是，返城后大都很快投入到工作中去，加倍努力，弥补失去的光阴。翻译家多译一点，作家多写一点，教授们带好研究生，出了不少令人瞩目的成果。可以说，各地干校回来的人代表着当代中国文化的精华。”说到这里，任老幽了一默，补充说：“但需要说明的是，文化人的专业知识并不是从干校学来的，要是都走这条路，恐怕不会有今天学术的繁荣。”

  我接着说，由于历史的误会，才导致北图人一下子从书山“掉”进了向阳湖，我们国家再也不能走“回头路”了。我又紧扣话题，问道：“任老，为什么文坛有‘知青文学’，而没有产生‘干校文学’？”他眉头稍展，生动地解释说：“咱们还没听说‘五七’干校开个同学会，纪念干校成立多少年吧！因为它把人搞伤了！它的回忆往往是痛苦的，这是它不同于其他学校之处。我当年在社科院宗教所，下放在息县干校，同校不同连队的‘同学’有文学所的何其芳、戈宝权、钱钟书，那时搞群众运动，挖‘五一六’，互相揭发，斗争，许多人回京多年后，成见还没有消除……”

  任老的回答实实在在，令人信服。但我还是坚持认为，杨绛先生早有《干校六记》记述息县干校，而咸宁干校的规模更大一些，不能没有人反映。于是又问道：“那么，您认为干校的教训有哪些呢？”任老中气十足地回答：“毫无疑问，是要重视知识，珍惜人才。我希望你们地区注重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一个地区有无前途，文教是关键。江苏宜兴是周培源的家乡，大学教授以上的有好几十人在外工作，本地这类人才也为数不少，这样地方经济文化才容易搞上去。没有文化，工业上新项目买了设备，说明书都看不懂，这怎么行。不要怕人才流失，只要教育真正发达了，输送人才出去是好事。有的地方领导急功近利，片面讲政绩，在任期内主要考虑建几个厂，好有个交待，但忽视教育，这是近视眼。教育不是立竿见影的，光顾眼前利益不行。之所以说百年树人，就说明它的长期性。”最后他在我带去签名册上留言：“我没有到过湖北咸宁，我到过河南息县的干校，希望我们走出文化不受重视的误区，促进社会主义文明建设，发展教育，特别是关心培养我们的青少年，他们成长了，健康向上，我们这个民族就有希望。”告辞前，任老还以《汉唐佛教思想论集》和《任继愈学术论著自选集》相赠。

  一年多之后，任老又应我之请，布置北图人事处开列了268人下放向阳湖人员名单。我收到任老亲自寄来的邮件时，感激之情难以言表！非但如此，1998年3月29日，我又喜获任老的亲笔信：“寄来《向阳情结》、《向阳湖文化人采风》两书收到，多谢！后来人如写文化大革命史‘儒林传’，这是一批极珍贵的第一手资料，此种野史的真实性或为正史所不及。向您祝贺此两书的出版。如果不是你们的推动，这些内容的史料将自然无形地湮灭，岂不可惜？《向阳情结》17页13行似漏掉了一个‘广’字。又及。”2001年1月14日，他再次来信称：“寄来的《向阳湖文化专辑》(注:《咸宁文史资料》2000年第一辑)，收到了。多谢。新年刚过，新春即将来临。祝好！”

  学界泰斗越是平易近人，在我的眼前越显高大。这以后我又收到他的赠书《竹影集》，鼓励和鞭策有加。任老的学问如高山，品行似明月。他的风范永存我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