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解放初期，首任上海市文化局局长夏衍对全局干部说：“上海是藏龙卧虎之地，文物荟萃之邦，文化事业占全国‘半壁江山’，在上海搞文化工作任重道远，责任重大。”
解放初期，上海有大小128家剧场、6个游乐场和168个演出剧团，共有剧种（包括京、昆剧与地方戏沪、越、淮、扬、甬、锡剧以及曲艺、杂技、木偶等）17个，从业人员7000余人。这是一支庞大、复杂但又具有潜在实力的队伍。广大戏曲艺人曾经生活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上海，难免在思想上受到不良影响。但是，他们是身受反动统治阶级以及流氓恶霸重重压迫与欺侮的受害者，因而向往进步、富于斗争精神，具有良好的敬业精神和强烈的爱国思想，力求改变悲情的命运，跟上时代的步伐，弃旧图新，为人民为社会作出新的贡献。
1951年5月5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发布《关于戏曲改革工作的指示》，提出了“改戏、改人、改制”的号召。
上海市文化局的领导夏衍、于伶等同志，为贯彻中央戏改工作的指示，设置了戏曲改进处，作为具体贯彻中央指示的执行机构，请深受戏曲界爱戴的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周信芳和曾经从事进步话剧运动、后来转入雪声越剧团工作的刘厚生，切实领导上海的戏改工作。那时候的夏衍、于伶等局领导，每天从清晨工作到深夜，大会小会连轴转，会见文化艺术界人士并与其个别谈话，为新接管的文化单位安排工作，到区里为群众团体作报告，向干部提倡博览群书、拓宽知识面。夏衍曾语重心长地说：“一个文化艺术工作者如果知识面很狭窄，那会寸步难行的。”他劝说干部不要用个人地位争待遇。他厌恶这种个人主义思想，认为这是一种低级趣味。
于伶受党组织委托，请周信芳出任戏曲改进处处长。使于伶感动的是，周信芳受命之后，每天到机关上班工作，团结广大戏曲艺人，进行改戏、改人、改制的各方面设想和讨论，为上海戏曲事业的改革、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夏衍、于伶在接管过程中，一方面要管理剧团，另一方面，影院、剧场、游乐场的干部也需要培训。这些干部，一部分是随解放军进入上海的部队干部，另一部分是抗战期间从上海出发，辗转在大后方的抗日救亡运动演剧队的成员，再有一部分是上海地下党领导的年轻文化人。其工作头绪繁多，情况复杂。
戏改工作中的三项主要任务是：改戏、改人、改制。三项任务中首要的任务是改人，就是用学习的方法，对戏曲艺人从政治上、思想上进行启蒙教育，达到团结教育提高的目的。当时主要采用举办研究班进行集中学习的方式。1949年7月，举办了“上海市地方戏剧研究班”，其中越剧界的主要演员、编剧、导演、乐师、舞美工作者以及部分其他剧种的编导共200多人进行了学习。通过讨论，着重解决“过去为谁演戏，今后为谁演戏，应当怎样演戏”等问题。接着，1950年8月、1951年8月分两批举办了“地方戏曲学习班”，参加人数多达1500余人，使更多艺人的思想认识有所提高，使他们的世界观和价值观有所改变。不久，又组织戏曲艺人参加土地改革与治理淮河，参加中国人民赴朝慰问团为人民志愿军演出，动员戏曲界举行抗美援朝宣传义演等活动，使戏曲艺人受到深刻教育。
改戏，首先从澄清舞台形象入手，除当年明令禁演的曲目如《杀子报》、《大劈棺》、《探阴山》等26出外，对上海大多数演出剧目采取边演出边整理的办法，消除其有害的、不健康的内容与表演。对演出中的不良倾向和不健康内容，通过召开座谈会、研讨会进行分析评估。同时，吸收新剧目，改编传统戏，改革戏曲音乐与舞台美术，帮助剧团逐步建立导演制度和演出制度，举办各种演唱竞赛和观摩活动。1950年、1951年春节举办的两次戏曲曲艺演唱竞赛激发了艺人的演出积极性，有160个节目获奖。与此同时，上海的京剧、沪剧、越剧、淮剧和评弹等剧团，积极排演从解放区流传过来的好戏：《白毛女》、《王贵与李香香》、《血泪仇》、《三打祝家庄》等，显示出艺人追求进步的极大热情。
夏衍在整个接管工作中，始终依靠广大艺人政治上的觉悟、思想上的自觉。同时，周信芳带头订出“公约”：主动不演坏戏。戏曲界纷纷响应，提倡多演好戏，抵制坏戏，澄清舞台形象，同时掀起了创作、改编优秀剧目的热潮。经过两年左右的努力，上海戏曲界通过创作、整理、改编，推出了一批优秀剧目，为参加1952年10月文化部举办的第一届全国戏曲会演，做了积极有益的准备。
关于改制，就是要摆脱封建班主的控制，以“姐妹班”（越剧）、“共和班”（京剧）的形式，从班主老板私有制转变为艺人集体所有制，并且在组织、人事、收入分配等制度方面，进行相应的改革，以求演出正常运转，艺人利益得到合理保护。在业务上，成立剧务部，建立导演制，聘请新文艺工作者（即部分表演团体和艺术院校的知名专家等）参与改革。经过改制整顿后，文化局对民间职业剧团进行了登记，核发登记证，暂不合格的发给限期整顿的临时演出证。同时，文化局批准建立了上海京剧院、上海越剧院、上海人民沪剧团、上海人民淮剧团、上海人民评弹团、上海人民杂技团和上海木偶剧团等示范性国有剧团。
1952年10月举办的新中国成立后首届全国戏曲会演，历时一个月，是前所未有的观摩演出活动，有23个剧种、100多个剧目参加。上海共有10个剧目获奖，包括越剧《梁山伯与祝英台》、《白蛇传》、《西厢记》，沪剧《罗汉钱》、《白毛女》，淮剧《王贵与李香香》、《蓝桥会》等。
1954年9月25日至11月6日，华东区戏曲观摩演出大会在上海举行。各省市代表团、中央各文艺部门、团体、单位代表，各地区、各省市观摩人员1500多人参加了大会。参加剧种30个，剧目111个，共演出104场。
戏改工作中一个引人关注的问题是，如何积极培养青年演员、延续戏曲艺术事业。
为了培养越剧男女合演演员，也为了创造表演现代戏的条件，1954年9月，首先由华东戏曲研究院成立了越剧演员训练班，招收学生60名，其中男生40名，女生20名。接着，1959年12月，由上海市文化局和上海市剧协联合举办了“上海市1959年话剧、戏曲、杂技、评弹青年汇报演出”，这是上海解放以来首次举办专为青年演员展示表演艺术才华的活动，从领导到剧团都极为重视，希望青年演员脱颖而出，当好戏剧事业的可靠接班人。在青年汇报演出开幕式上，周信芳说：“有人曾经污蔑说，解放后既不出人，又不出戏。让这些睁着眼睛说瞎话的家伙看一看吧，这次参加选拔演出的青年一共600多人，参加选拔演出的共有12个剧种，55个剧团，240多个剧目。我们光看戏，可能要从今年一直看到明年。事实上，解放后既出人，又出戏，并且人好戏也好！”周信芳还语重心长地对青年演员说：“戏剧的中心是人，我们演员的任务，是要创造出光辉的人物形象，通过人物形象来表达深刻的思想内容。因此，如果只重视技术，而忽略了更重要的方面，那就会把我们的表演引到歪路上去。”“文革”后，上海举办了规模更大、剧种更多、意义更深的青年汇报演出。演出历时一个多月，参加演出的青年演员平均年龄为19岁，涌现了一批有培养前途的新秀。
回顾上海解放初期的戏改工作，“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方针得到了贯彻，改戏、改人、改制的任务基本完成。今天回顾这段历史，并非是给老一辈戏曲工作者提供怀旧的资料，而是更希望能对现在的青年戏曲工作者、主管戏曲工作的干部，乃至广大戏曲观众，起到有益的启示。回首往事，是为了承前启后，继往开来，随着时代的发展，面对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新课题、新挑战， 我们要满怀信心。
（作者系原上海市文化局戏剧处处长，离休干部 ）
鲍世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