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恩波

  阿尔巴尼亚当代文坛上最著名的作家之一，电影《第八个是铜像》、《广阔的地平线》的编剧，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德里特洛·阿果里蜚声欧美的长篇讽刺幽默小说《居辽同志兴衰记》，在中阿建交60周年前夕即将出版了。作为本书的译者和阿果里40多年的朋友，在拿到还散发着油墨香的样书的时候，我不由得百感交集。

  45年前，笔者在地拉那大学读书时，阿果里才30岁出头，刚刚从苏联列宁格勒大学新闻专业毕业回国，在劳动党中央机关报《人民之声报》任记者，经常在报纸上发表具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的报告文学作品。他的那些乐观清朗、拙朴明丽的文艺性通讯、特写，对我后来到《人民日报》从事长达10年之久的新闻工作，产生过很大影响。在同学、挚友泽瓦希尔·斯巴秀的引见下，我认识了阿果里，从此同他结下了40多年的不是兄弟胜似兄弟的深挚友谊。

  阿果里不仅是一位著名记者，而且还是文艺界的领军者。上个世纪60年代初期，他的抒情长诗《德沃利，德沃利》一问世，就震动了阿尔巴尼亚诗坛。在这首长诗里，作者把自己对故乡的深情同对祖国深深的爱紧紧地交织在一起，倾诉了对人民的痴情和对祖国的赤诚。我被《德沃利，德沃利》彻底征服了，尤其是那种弥漫在字里行间的泥土芳香和赤子真情，更是叫我如痴如醉。不久，我便将它译成了中文。后来，我还译了他的另外两首长诗《父辈》、《共产党人》以及其他一些短诗，于1974年阿尔巴尼亚解放30周年前夕，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阿果里诗选》是那一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只出版的两种书中的一种）。此书的出版，不论是对我，还是对阿果里，都是一件大事，我们之间的友谊从此便登上了一个新台阶。

  即使在此后10多年，中阿关系出现曲折的时候，阿果里作为大我8岁的兄长，也丝毫没有忘记我这个幼弟。1990年夏天，在中阿关系由冷转暖，我作为12年里阿尔巴尼亚对外文委特别邀请的第一个中国客人，再次踏上山鹰之国这片土地的时候，立刻又沉浸在以阿果里为首的阿尔巴尼亚文友们的友谊的海洋中。他主动把我请到他的办公室，一边喝着浓香的咖啡，一边畅谈我们两国文艺界的情况。临别时，他还把一向摆放在办公桌上的足足有2公斤重的阿尔巴尼亚新文学之父纳伊姆·弗拉舍里的半身铜像赠给了我。最使我难忘、对我后半生的阿尔巴尼亚文学翻译与研究工作起了关键性作用的，是他以阿尔巴尼亚作家艺术家协会的名义赠送给我的荻·斯·舒泰里奇、斯·斯巴塞等10位一流作家的精装本文集。那年12月初，我刚从阿尔巴尼亚回到北京，阿果里又给我寄来这本为他赢得了巨大声誉的《居辽同志兴衰记》。那一卷卷阿尔巴尼亚当代文学的精品佳作，再加上南斯拉夫朋友送给我的一系列阿尔巴尼亚民族复兴时期的经典作家的一套套全集，将我这个简陋寒酸之家变成了或许是中国珍藏阿尔巴尼亚文学名著最多、最全的宝地。

  最近几年，受两个单位之邀，我又到阿尔巴尼亚先后工作了1年多时间，期间同阿果里的交往比从前更加多起来。他把近20年来出的书几乎每种都送给了我1册，并在签名时亲切地称我为弟弟。

  当然，作为阿尔巴尼亚文坛的泰斗，原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委员，几十年的人民议会代表，阿果里对我国人民的友情，决不只体现在我个人身上。他对中国人民的友好情谊由来已久，早在1967年，阿果里作为《人民之声报》代表团的成员就来到过中国。

  据我所知，阿果里是阿尔巴尼亚高层人物中公正地对中阿关系、对我国的改革开放政策最早予以积极评价的开明人物。近年来他又以不同的身份两次访华。这期间他也去过欧美一些国家。经过多方面的考察与比较，他对今日中国的认识有了进一步的升华。他为37年前的《人民之声报》驻京记者玉麦尔·敏卓吉最近出版的一本对华非常客观、友好的书《中国，世纪的挑战》所写的序言中说：“这本书之所以重要，有价值，那是因为它不仅提供了关于现代化中国前进的丰富的信息，而且还等于向公民们、政治家们和国家领导者们发出了关于同这个巨人进行最密切合作的一封信，中国走向进步的步伐使欧洲连同美国一起感到惊奇。B.克林顿没有白说：‘如果中国的经济按照现在的势头继续增长，那中国将是21世纪最强大的国家。’”

  时间是何等残酷无情！想当年我与阿果里结识时，都是血气方刚的青年，转眼之间，我们都变成了暮年老者。不过我们的心却永远不老。我们像亲兄弟似地彼此勉励，都决心为发展中阿人民和文艺工作者之间的友谊而发奋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