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阮仪三谈中国古城保护
延安人的“闹”
开封地下古城有望重见天日




 中国文化报 >  2009-0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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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人的“闹”

  卜 贺

  我在延安考察时,注意到了一个有趣的语言现象,当地人口头上频繁出现一个动词:“闹”,闹秧歌,闹社火,闹花灯,闹生产,闹秋收。我问他们,为什么总要用这个“闹”字?一个老农告诉我,说陕北人天性喜闹。

  埃德加·斯诺曾经望着延安的沟梁峁壑发出这样的感慨:这是风神的杰作,是抽象派画家的胡涂乱抹。他惊叹:“人类能在这样恶劣的自然条件下生存,简直是一种奇迹。”

  在作家高建群看来:自然的法则既是客观的,又是辩证的;陕北的冬天是寒冷的,温暖在窑洞,脚下的黄土地是呆板且贫瘠的,生动与丰富在人们的心里。吹唢呐,唱民歌,打起腰鼓那阵势,让天地惊,鬼神泣……决不能让灵魂沦陷在现实的苦难里。

  余秋雨在谈到赵本山及其小品艺术的时候说:赵本山把东北人的苦难变成了笑声,苦中作乐是一种境界;中国人的苦难太久、太久了,人们是多么地需要笑声啊。

  如果说,东北人把苦难变成了笑,那么延安人则把苦难变成了“闹”。

  千百年来,穷山恶水给陕北人带来诸多苦难。但在陕北人的精神世界里,他们并不甘于听天由命。为了打破环境所给予他们的这种严酷与沉闷,他们在生活中时不时地要闹腾一下。

  一个“闹”字,使延安人超越了现实的苦难。事实上,他们超越苦难的方式不是回避,而是一种坦然面对。这并非是一个孤证。比如:他们将“出生”叫做“落草”,把“死亡”叫做“上山”,这是一种幽默?抑或是一种调侃?至于“生存”,他们干脆就将其叫做“受苦”,还有更加形象生动的说法:“熬!”

  在漫长的岁月里,怎么来对付这个“熬” 字呢?延安人出了这个“闹”字。大千世界中,金克木,水克火,而延安人如今用“闹”来克“熬”,应该也是大自然演进的一种平衡法则。

  一个“闹”字,道破天机。如何打发那些单调乏味的岁月,时不时地闹一下?闹什么呢?闹秧歌、闹社火、闹花灯。这一闹,打破了沉寂,释放了郁气,闹是必须的,因为那“闹”字包含着人类的天性,或者说是野性——桀骜不驯,狂放不羁。事实上,延安人表面的“闹”是以其骨子里的“强”作为底蕴的,这中间透视出延安人骠悍的民风。

  俗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关于延安人的性格特征,在当地的一些志书上多有描述。“俗骄悍、喜功利;习骑射、尚忠勇”(清《延安府志》);“尚气节、先勇力”(明《延安府志》);“怀忠畏法、果敢勇往”;“习弓矢、好战斗”;“好交崇俭,民风淳朴,虽贫苦不为盗贼。惟妇不知识,自昔已然”(清《榆林府志》);“水甘土厚,风气冲和;民尚勤朴,多喜射猎,不事纺织;文武士大夫颇尚气节”;“土风淳朴,民情愚憨,务本不知逐末”(清《延安府志》)……“及安定、北地、上郡、西河,皆迫近戎瞿(狄),修心战备,高上气力,以射猎为先……以材力为官,名将多出焉。”(《汉书,地理志》);“延风淳朴而不审是非,不察利害,一时迁就,终获噬脐”;“性胆不退却,有古小戎之风”(《延绥府志》)。

  陕北民歌中也有这样的歌词:“羊肚子手巾哟三道道红,刚强呀不过个陕北人;脚踏着地来哟头顶着天,世上的那好汉咱一人担;正晌午的日头哟后晌午的风,那炸油糕的火呀咱们的心!”

  这种由刚强作为底蕴的“闹”一旦侵入到人们的社会生活中,便会演绎出另一种博大宏阔的历史图景。

  千百年来,无数英雄豪杰在这里叱咤风云,建立丰功伟业。比如:轩辕黄帝在这里开创了华夏文明,大禹在这里治理天下洪荒,与黄河壶口瀑布相映成辉;战国时期的著名军事家吴起在这里长期镇守,他的英名与这里的吴起镇一同传至今日;秦始皇曾两次涉足这里,把宽30多米、长700余公里的秦直道从关中直修到了包头以北的九原;西汉时期的飞将军李广长期在这一带驻守,龙城飞将御汉关,胡马岂敢度阴山;东晋的安北将军屈子(又名刘勃勃,即赫连勃勃)在这里建立了大夏王国,统万城遗址留存至今;北魏出生在延安城南花源头村的巾帼英模花木兰,替父从军,传为千古佳话;北宋时出生于神木县杨城的名将杨继业,英名流传至今(杨于公元986年在晋北作战时重伤被俘,后绝食而死);党项族首领李继迁、李元昊在这里建立了西夏王国,与宋王朝分庭抗礼100余年,其疆域从黄河晋陕峡谷直到西月氏、土蕃一带;米脂县李继迁寨的农民起义领袖闯王李自成(党项后裔),从这里出发,三返河南打进了北京城……

  站在封建道统的角度上看,“闹”是对礼数的一种反叛,是对规矩的一种挑战——特别是“安塞腰鼓”那种撂蹶扭胯的动作,过去常为中规中矩的关中人所不屑。

  延安人的所有“闹腾”,在1935年中央红军到达延安之前,都只具有形式上的价值,并无助于社会的改良乃至革命。因而,无论是闹社火、闹秧歌,还是闹花灯,闹来闹去,闹了个“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无论是腰鼓的老把式还是秧歌的伞头们都知道,只有共产党来了之后,陕北人才知道了“闹革命”,陕北人俗称:“闹红”。

  延安人通过自己的革命实践终于认识到,唯有跟着共产党“闹革命”,才能使他们这些受苦人过上好光景。谁能料到,尔后延安人的话语竟产生了如此大的影响。据笔者考证,“闹革命”是延安人的原创发明。很显然,后来,人们吸收了延安人这种形象生动的语言方式。“闹”是非常形象且富有诗意的一个字(古人诗云:红杏枝头春意闹),它里面包含有原始的生命冲动,有一种由于对现状的不满而引发的宣泄,这种宣泄酣畅淋漓无所顾及,有一种豁出来的感觉。

  从文字语言的情感诉求上来讲,“闹”字不仅具有力度,而且具有鼓舞性与战斗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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