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接第9版）

  不仅汉文帝，汉惠帝也是如此，在吕太后欲杀其异母弟、戚夫人的儿子赵王刘如意时，他再三保护，而戚夫人恰恰是曾经力求废去汉惠帝太子地位的政敌，如果戚夫人成功了，汉惠帝就会死无葬身之地。所以，汉惠帝乃是以德报怨。汉惠帝的老师是汉初大儒叔孙通，孝悌正是儒家思想。汉惠帝的情操，无疑是儒家道德思想教育的结果。

  因此，学术性一旦体现在人物的行动当中，人物就不会概念化了。

  为“‘四书’进中小学”的

  主张敲边鼓

  记者：如何理解你所说的思辨性？

  周天：思辨性的概念，可大可小。《天子末日》当中，并没有这么宽广的视野，只是从道德教育的角度提出了若干看法。

  其实，任继愈先生“‘四书’进中小学”的主张，正是今日道德教育的要务。任继愈先生认为，“‘四书’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成为孕育中华民族的‘伦理共识’与‘文化认同’的基本经典”（《光明日报》2008年4月14日），非常深刻。“四书”如能成为中小学的基本教材，传统道德教育也就落实了一大半了。打个比喻，就强调传统道德教育而言，“‘四书’进中小学”的主张，唱的是主角；《天子末日》则是跑跑龙套、敲敲边鼓的。

  如何保证

  思辨性的正确

  记者：你怎么能够保证自己思辨性的正确？

  周天：这个问题很尖锐。我想，学者的思辨性与政治家的思辨性，应该是有区别的。政治家有权将自己的思辨性用之于社会实践，而学者是没有这个权力的。所以，学者们七嘴八舌、议论风生，政治家则集思广益、多谋善断，这应该是社会的常态。

  记者：思辨性当中有产生错误的危机，如果具体落实到你的思路上，就有一个人们经常说到的“传统道德的封建性”的问题。你如何看待？

  周天：世界上有许多宗教国家，宗教发挥着道德教育的重大作用。例如，马克斯·韦柏认为，新教伦理既教育资本家节俭、又教育工人努力工作，对于资本主义的形成、发展起了关键作用。这一观点至少可以说明，宗教伦理对于西方社会道德教育的重要性。在两千年的中国封建社会里，儒学一直是道德教育的主渠道。在中国，儒学正是起了一切宗教国家中道德教化的作用。所以，任继愈先生才会把儒学称之为“儒教”。

  世界上一切国家的现代化过程中，宗教道德都并没有起什么拖后腿的作用，而是起着从道德上保驾护航的作用；宗教伦理中跟不上时代发展的一面，在宗教的自身发展变化中往往会很自然地发生改革。新加坡属于儒学文化圈范畴，新加坡在现代化过程中，就是采用新儒学作为现代化过程中的道德保证力量，而新儒学正是传统儒学的一种发展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