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焦 雯
左图：1936年田汉与好友冼星海在苏州合影。（田大畏提供）
右图：印有朱乃正绘制的田汉肖像的邮票。
说到国歌，它的词作者田汉是一个绕不过的名字；然而，说到田汉，绕不过的却不仅仅是国歌——从音乐到电影到话剧再到戏曲，田汉的一生，在用各种各样的形式为新中国的文化事业奠基……
诞生在烟盒衬纸上的国歌
《义勇军进行曲》诞生于1935年初，当时音乐界的一些人不顾民族国家已陷入危难，仍沉浸在“靡靡之音”的创作之中。针对这种情形，田汉决心写一些能够唤醒民众斗志的歌曲。
当时，田汉正着手创作一个抗日救亡主题的电影剧本《风云儿女》。一天，他突然文思泉涌，手头却又找不到纸，便急忙在香烟盒的锡箔衬纸将所想记录下来，这一段文字后来成为影片主题曲的第一段，即现在的《义勇军进行曲》歌词。
1935年2月19日夜，电影剧本的分镜头脚本还没来得及写，田汉就被捕了。他的好友聂耳听说后，立刻决定为这首歌谱曲。在日本，聂耳用了两个月时间谱成《义勇军进行曲》，并将歌曲改得更加铿锵有力。这是聂耳和田汉的最后一次合作，也成为聂耳的绝笔之作。
1935年5月,《风云儿女》上映，《义勇军进行曲》被唱响。伴随着“一二·九”运动的巨浪，这支歌迅速传遍了长城内外，成为中华儿女抗击侵略、冲锋陷阵的号角。当时，在遭受法西斯侵略的东南亚，在争取民族解放和独立的欧洲和北美，《义勇军进行曲》同样被广为传唱。
田汉之子田大畏，曾在文化部工作多年，如今已是古稀之人。他告诉记者，新中国成立前夕，征集国旗和国徽的工作都进展顺利，惟有国歌迟迟未能确定。1949年9月2日，在政协筹备组的会议上，徐悲鸿提出把《义勇军进行曲》定为国歌。这一提议得到了包括毛泽东、周恩来在内的与会代表的一致赞同。9月27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一致通过，在国歌正式确定前，《义勇军进行曲》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代国歌。
十年动乱期间，田汉受到冲击，他写的歌词不能再唱，正式场合也只能演奏国歌。1982年12月4日，五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决定：恢复《义勇军进行曲》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2003年10月，历经沧桑之后，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的《宪法(修正案)》，终于正式赋予国歌以宪法地位。
日前，首套以中国已故著名词曲作家为题材的邮品“传承之旅·华韵经典——已故60位词曲作家纪念邮品”正式发行。这套以聂耳、贺绿汀、田汉、冼星海、施光南等中国60位已故知名词曲作家为题材的个性化邮票，特邀靳尚谊、朱乃正、侯一民等60位当代著名画家，为词曲作家们创作肖像。其中，田汉的肖像由朱乃正绘制。这是他时隔多年再次创作素描作品，而且是为田汉破例。活动主办方希望这套邮册，能使人们重新认识这些已故艺术家在中国文化史、艺术史上的重要地位，同时折射出近百年来中国音乐、文化、社会的变迁，并以此向新中国六十华诞献礼。
邮票上的田汉，戴着圆形的黑框眼镜，仍是那样温和地微笑着，眼神坚定而又充满希翼。
“为民请命”的戏剧精神领袖
63部话剧、27台戏曲、20余部电影、2部歌剧、2000多首歌词诗作……这是田汉为我们留下的丰厚文化遗产。
这位才华横溢、勤奋多产而又热情澎湃的戏剧家，从上世纪20年代即开始涉足戏剧创作，他早期的戏剧活动，对中国新兴话剧的奠基和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然而，相对于话剧，田汉对戏曲的热爱要更胜一筹。“他对戏曲所做的贡献，其实远远超过话剧。”田大畏说，父亲从小在农村，听着戏长大，一辈子都热爱戏曲，早年创作话剧时，就写过戏曲，还结交了许多戏曲界的新老艺人，周信芳、梅兰芳等都是他的好友。上世纪40年代之后，他将主要精力转向了戏曲创作。新中国成立后，田汉担任文化部戏曲改进局局长，后又担任中国戏曲学校首任校长、中国戏剧家协会主席等职务，其间紧密团结广大戏剧工作者，为壮大戏剧队伍、繁荣戏剧创作做了大量工作。
“关于戏曲，建国后其实是有很大争论的，有人认为戏曲是遗老遗少看的，内容不健康，已经不适合在社会主义的新中国演出，当时还列了一个很长的禁演名单。”田大畏说，对此田汉一直坚持自己的立场：“戏曲可以改进，唱戏的人可以团结、教育，但戏曲不能被禁止。”在左翼新文化工作者中，像田汉这样力保戏曲和老艺人的，为数颇少。在力排众议，积极推动戏曲改革的同时，田汉还亲自动手改编了戏曲《白蛇传》、《谢瑶环》等经典剧作，他的著名话剧作品《关汉卿》也取材于戏曲。
戏剧评论家杜高10岁时便与田汉相识，曾多次参与田汉领导的革命演剧活动，并在剧协与田汉共事。他对田汉的评价是“从上世纪30年代到60年代，中国戏剧运动公认的、具有崇高威望和深刻凝聚力的领导人，最具感召力的戏剧精神领袖”。这样的威望来源于田汉艰苦卓绝的戏剧实践和为剧人们的奔走呼号。
田大畏告诉记者，1944年冬，为躲避日寇的疯狂进逼，许多剧人一路步行，逃到贵阳。田汉到贵阳后，不分昼夜奔走呼号，为流亡剧人办起“文化人招待所”，自己和爱人安娥却几度陷入无米下锅的窘境。解放以后，他重回长沙、桂林时看到不少老艺人生活穷苦，疾病缠身，到上海时又听到一些演员诉说艺术得不到发展，沉痛挥笔写下《必须切实关心并改善艺人的生活》和《为演员的青春请命》两篇著名文章。就是这两篇“为民请命”的文章，成为他在“文革”中的一大罪状。即便是这样，1957年豫剧名旦陈素贞被划为右派时，田汉夫妇还热情地留她在自己家里住下，并要她在院子里每天练功吊嗓，不要丢掉了功夫。
杜高也曾在《田汉：人格的独特魅力》一文中深情地写道：“没有第二个人能像田先生这样，倾注自己全部的情感，热烈而深挚地、几乎是无条件地爱着不论是大小剧种和大小剧团，爱着每一个有名或无名的大大小小的剧人。他一视同仁，把所有剧人都看成是自己的亲人。在他的心目中，‘干戏’是最神圣的，谁要是鄙薄剧人，不关心剧人的疾苦，都会引起他的气愤。”
田汉就像一团火
正如田汉的学生陈白尘先生所说，“田汉就像一团火”。田大畏说，父亲为人直爽、诚恳、豪放，从来不把痛苦带给别人，即便是在“文革”期间四面楚歌的时候，与朋友在一起仍然表现得很高兴，对待批判、伤害过自己的人也很好，还常常站在批判者一边说话。
1952年初，他的京剧《金钵记》（后改名《白蛇传》）在北京演出，一位远在浙江的青年写了一篇批评文章投寄《人民日报》，文章抽出戏里法海和许仙的一句对话，批评作者“没有划清压迫者与被压迫者的界线”，是“替反动派说话”。文章发表后，戏剧界的专家认为批评者幼稚可笑，为田老愤愤不平，唯独被批评的田汉看出这是一个用功读书的青年，反倒很赏识他，把他调来剧协从事研究工作，这个青年就是后来颇有成就的戏曲评论家戴不凡。
“其实父亲受环境的影响不大，生活再困难也是一样，他也没有钱的概念，现在盛传的田汉吃饭不带钱一说，正是来源于此。”田大畏说，抗战期间在重庆，遇到要员请客吃饭，田汉总要唤上一帮剧社的朋友，给他们改善伙食，他自己也常常自掏腰包，请他们吃饭。
谈到这里，田大畏又讲起一件趣事。田汉有一件呢子大衣，一次家人帮他洗好后，为不磨损衣服，将大衣反面朝外挂在衣柜里，不料田汉出门时，直接把大衣套在身上，还惊喜地问道：“什么时候又给我买了件新衣服啊？”田汉就是这样一个像孩童般纯真的人。
杜高也认为，田汉不像有些领导干部那样谨小慎微，说话吞吞吐吐，只求稳妥，怕犯错误。“他襟怀坦荡，潇洒自如，既不摆架子，也不记私仇，鼓励属下大胆工作，发挥才干。他最初领导的戏剧家协会生气勃勃，洋溢着学术争鸣的自由空气，真是全国戏剧工作者心中的家。”杜高说。
但是谁也没有料到，后来对这样一位宽厚大度的艺术家的批判，竟彻底摧毁了他的生命。1968年12月10日，田汉因遭受迫害在狱中含冤而逝，终年70岁。1979年4月，他终于含冤得雪，爱戴他的人们在北京为他召开了隆重的追悼大会。
1996年3月14日，在夏衍、巴金、冰心、阳翰笙等众多文艺界知名人士的倡议下，田汉基金会在京宣告成立，组织“田汉戏剧奖”等多种艺术奖项的评选，筹建“国歌广场”爱国主义教育建设工程，为学习戏剧的优秀学子颁发奖学金。
或许正如他在诗歌《对着初春的细雨》中所写到的：“假使你检查我的心版，许是被爱的伤痕留遍，但一般爱大众的热情，却是始终的，始终的不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