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织创作的优势和经验

艺术家不可“自念紧箍咒”“当代艺术之后”

年轻人的作为

陈履生在《主题创作的时代机遇》（《美术报》10月10日）一文中认为：在主题创作与政治运动紧密结合的新中国前17年内，主题创作所呈现出的时代特征使这些作品成为时代历史的记录，因此，在不断演进的历史过程中，这些创作所积累的创作方法，包括组织创作的方法，就成了一种经验。这些经验在得到总结的基础上，有的又演化为一种模式，成为一个时代的样板而得到推广和广泛的运用。主题创作是靠组织的，而组织创作的方法在后来则成为普遍的手段，所不同的只是规模大小的差异。组织创作出成果也是显而易见的，除了革命博物馆、军事博物馆所组织的大规模的革命历史画创作之外，1956年，为纪念鲁迅诞生75周年和逝世20周年，上海美协组织了一次关于鲁迅专题的主题创作，出现了赵延年的《抗议》。1967年北京组织的“安源展”出现了刘春华的《毛主席去安源》。1972年，上海组织的《黄河》油画组画的创作，出现了陈逸飞的《黄河颂》。70年代陕西的“秦文美”，广东的“四大金刚”无不是组织创作的产物。组织创作既出作品也出人才，体现了组织的优势，也是组织创作的方法得以延续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艺术家不可“自念紧箍咒”

  刘巽达在《艺术家何时能不自念紧箍咒》（《东方早报》10月26日）一文中认为：艺术家“站在领导角度自我把关”的意识是把双刃剑，揣摩到位，或许可以少一点弯路，少一点返工；但揣摩过度，就会铸成艺术工匠式思维；一旦相沿成习，还会损伤创意人格。假如敷衍成集体无意识，将会极大削弱民族创新因子，造成大面积思维惰性。领导对艺术的干预存不存在？不必讳言，一定程度的存在。但艺术家“总是很多人绷得太紧了，想得太多”，这就不免令人深忧。假如“自念紧箍咒”变成风行于艺术家身上的通例，要指望他们创作出在全球范围比拼的艺术巨作，不敢奢望。国家在向“创新型国家”转变时是步履轻松还是步履艰难，“创新型人才”的多寡是核心所在。当我们今天意识到“文化创意产业应该成为国家支柱产业”之时，意识到“无烟工业”巨大的利益诱惑之时，难道不心存忧虑。在描绘“创意产业”的美好前景时，是否也能给那些“自念紧箍咒”的艺术家松松绑洗洗脑子，让他们轻装上阵？毕竟，要实现宏伟理想，需要一大批没有思想禁锢、没有条条框框的创意人才。

  “当代艺术之后”

  年轻人的作为

  廖上飞在《中国创造为什么不行？》（《中国证券报》10月16日）一文中提出：“当代艺术之后”年轻人何为？这意味着年轻人对自我价值和与此相关的人生价值的确证和身体力行，同时也意味着“人作为人的尊严”和“知识分子责任感”的重塑与展露。人们能清晰地看到，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中国的“艺术创作取向和艺术价值的认定，开始了由掏钱者决定的历史”，“相当的艺术家，不是在追求艺术，而是在利用艺术，在利用艺术来谋取名与利”。无疑，这意味着艺术不再单纯和圣洁。在此背景下，今天年轻人迎来了“立”的关键时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