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陈彬斌

  11月3日，正在山西大学攻读硕士学位的张玥走进山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的大门，瘦小的她背着一个大包，手里拎着一个沉甸甸的大袋子，里面装的全是她所负责的在山西省和顺县3个学校进行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的回收单，有1585名中小学生参加了这次调查。当天，张玥把这些原始材料整理后正式上交给省中心。这种以学校为单位的普查在山西多个地市广泛开展，获得了大量普查线索。而这仅仅是自2006年开始的山西省有史以来第一次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的一个组成部分。

  这次前所未有的大普查针对16大类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全面展开，由大批专家、文化工作者、大学生及志愿者组成的普查队伍深入全省所有的县市区、乡镇，进行广泛的调查，共搜集线索20余万条，采录信息8万余条，发现重大项目135个，采访并登记传承人8.8万人，拍摄照片20余万张，视频资料3000多小时，录制音频资料3300多小时，基本摸清了山西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的种类、数量、分布情况、生存环境、保护现状及存在的问题，为今后的保护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作为一个中部省份，山西的经济、社会发达程度比不上一些沿海地区，但作为华夏文明的发源地之一，山西蕴藏着比煤更加丰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因而普查的任务极为繁重。就此，省政府下发了《关于深入开展全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工作的通知》。文化厅厅长张明亮对普查工作提出了目标：“一定要做好这次普查工作，摸清山西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的家底。”就像去寻找藏在地底下的煤，山西省对普查作了精心策划，注重科学性和社会性，终于如期顺利完成。回顾山西普查的经过，有许多值得称道的经验可以在今后的普查中得以运用和推广，毕竟，普查不是一项短期工程，还需要长期的坚持。

  分步试点 谨慎启动普查

  在某种意义上讲，由政府主导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由于规定了时间，不可避免会存在急于求成的现象，这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田野调查需要长期、细致、中立的要求有些相悖。在山西省保护中心主任赵中悦的脑中，考虑的重点是既要按时完成普查任务，又能兼顾科学原则，同时还要节约本就不多的普查经费，几经考虑和调研，他正式向省文化厅提出了分步试点的普查模式，并获得同意。

  分步试点的做法是：第一步，确定一个具有典型性的试点县，由省保护中心直接配合该县进行普查，通过实际操作，总结出一整套普查的经验和做法；第二步，在全省11个地市中各选1个县推行此办法，并继续在实践中完善；第三步，最终形成可以指导全省各县进行普查的范本。

  这样，长治的襄垣县进入了赵中悦的视野。襄垣县人口20多万，在山西属于人口规模适中，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丰厚程度中等，地形地貌较全，民风民俗兼具山区与平原的特点，具有较强的典型性。成为第一个试点县后，襄垣县在省中心的直接支持下，全面发动普查工作。在实践中，省中心总结了一整套便于操作的普查步骤和方法，最后整理成《山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实用精要》，内容涵盖了经费保障、动员宣传、人员培训、田野调查、整理输录等各个方面，甚至包括动员发言、宣传标语、调查问题等都一应俱全，这本书在第二阶段得到了进一步的完善，实用、易懂使得这本薄薄的小册子成为后来普查人员人手一本的“宝书”，保证了全省的普查在同一的规范和程式的要求下进行。

  科学普查 这样的普查才有质量

  山西省的普查小组的构成很有特色，每个地市的普查小组中，必须有一名山西大学等高校的带队教师，这位教师带领的是几名可以直接到普查第一线的在校研究生。这样的人员构成在全国可说是绝无仅有。

  与高校展开全面合作推动普查，是山西“非遗”普查的一大亮点。当普查进入第三阶段，即将全面铺开之际，山西省文化厅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认识到专业人才的匮乏将直接制约普查的质量。为此，文化厅决定增加100万元普查经费，与省内部分高校联合普查。经过协商，山西大学、山西师范大学、大同大学共计157名研究生、79名本科生及35名老师直接参加了最后阶段的普查。这些生力军的加入有力保障了普查的科学性和规范性。

  姚宝瑄是山西大学民俗学的教授和博士生导师，也是该校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的主任。过去的一年中，头发花白的姚宝瑄和赵中悦一起，分赴各地进行普查的指导，跑了41个县，行程上万里。“有一次跑了好几个村，因为风大扬尘，土都灌满了裤管。”姚宝瑄比划着告诉记者。

  当然，全省各市县的文化局、非遗中心、群艺馆当仁不让地成为此次普查中坚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纷纷开展普查启动仪式、召开动员培训大会、下发普查通知，形成了省、市、县、镇四级普查工作联动机制和工作网络，确保了普查工作的落实。在具体工作方式上，各地充分发挥了自己的能动性，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比如大同市发动戏曲研究所等各个文化专职部门参与普查；忻州市文化局则采取了各副局长“划县分片”督察落实的方法；晋城市在本市的阳城县取得试点普查的良好效果后，以现场会的方式将其经验在全市推广。

  山西普查的科学性还体现在对普查前培训环节的重视。一般而言，普查员主要吸收了老教师、老干部、大学生村官等，文化素质相对较高，但要准确掌握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的要点，还需要全面的培训。从襄垣试点到11个示范县普查，再到全省的全面普查，山西省保护中心把培训贯穿始终，进行了多次大规模的培训，对普查的意义和要求、田野调查的方法、普查数据的网上输入等进行详细的讲解。各个地市、县、乡镇都组织了类似的培训，尤其针对第一线的普查工作者，都进行了严格的培训考试。据统计，全省共举办培训266期，培训1.8万余人。

  山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没有自己的办公楼，只是临时“寄居”在省群艺馆旧办公楼的几间屋子里，但他们使用的普查手段却是全国少见的先进。“我最骄傲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自行开发的这套普查申报软件！”赵中悦站在拥挤的办公室里，指挥手下通过挂在墙上的大屏幕显示器，向记者演示即使在普查的第一线也能直接上传资料的数据库软件。进入“山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的网站后，只要点击“普查数据库”栏目，马上能进入“普查信息子系统”，所有地市已经申报上传信息的实时统计和名目就一目了然，根据不同的授权，可以进一步查询每个信息和项目的详情，了解传承人情况，许多还能直接看到图片和录像。记者看到，忻州市忻府区刚刚上传了“民间文学”类谚语32条，最下面显示全省的已录入信息为82367条。随着普查资料的不断上传，需要一个庞大稳定的服务器，为此，保护中心花大钱自己购置了服务器，“山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家底，都储存在那里呢。”一位研究生刚毕业几年的中心工作人员指着对面的一间屋子告诉记者。山西省“非遗”保护中心也是目前全国省级中心中人员学历最高的，11个人有一大半是近年毕业的相关学科的硕士研究生。

  社会动员 群众的力量大

  今年4月，运城市的中小学生大多从老师那里领到了一份《“听爷爷奶奶讲非物质文化遗产”运城市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调查表》，拿回家后询问自己的长辈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信息，并真实、全面、不加修饰地填写。这项由文化部门和教育部门合作开展的中小学生校外调查实践活动，共发放5万份调查表，经过培训讲解、调查、填写后交回，不仅扩大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影响，促进了“非遗”进校园，也为普查提供了大量有价值的线索。这个利用学校开展普查的活动，在山西许多市县广泛开展，如阳泉市盂县宣传部会同文体局、教育局联合发文，全面安排“非遗”普查进校园活动，并将其列为学生暑期一项实践活动，全县42所中小学校10408名学生参与，共发放表格1万余张，涉及群众近6万人；和顺县文化局和教育局也联合发文，并对调查表经过几次修改，使之更加通俗易懂，在3所学校进行了3轮普查，达到了较好的效果。

  在普查实践中，大学生村官的积极参与，对乡村普查的顺利进行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如临汾市的县级普查中，通过组织部门协调，召集全县所有的村官参加培训、考试，普查小组中大学生村官就占了一半以上，有些县市区还采取了村官按区分组，责任到人的办法。由于大学生村官文化程度较高，鉴别能力和学习能力强，同时扎根农村，熟悉情况，因此线索征集相对顺利、迅速。如长治市壶关县召集了近200名村官参加普查，印发调查表2000余份，在很短的时间内就采集有效线索1000多条。

  据不完全统计，山西这次普查，直接参与人员包括文化部门、大学生村官、中小学生及被调查人员约80万人，通过各种媒体了解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群众约1000万人，普查真正成为了一个社会性的大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