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全世界热爱和平的人民歌唱
用杂技展现新中国人民的风貌
座谈会现场
编者按：11月3日，由文化部主办的新中国早期对外文化交流座谈会在北京举行。文化部部长蔡武、副部长赵少华出席会议并发表讲话。（相关报道见《中国文化报》11月4日1版）吴祖强、田华、资华筠、郭淑珍、杜近芳等12位曾经为新中国早期对外文化交流工作做出过贡献的老一代艺术家代表，谢绍明、陈祖涛、王楚光、鲁明、王庆成等30位原对外文委干部，刘德有等16位文化部老干部参加了座谈会。文化部外联局局长董俊新主持了会议，副局长于芃参加会议。
在新中国成立早期，老一代文化艺术工作者在艰苦条件下，克服重重困难，投身于对外文化交流事业，取得了巨大成绩，为以后的文化艺术工作打下了扎实的基础，为后人树立了光辉榜样。“吃水不忘挖井人”，在新中国成立60周年之际，共同追忆和纪念早期对外文化交流的光荣历史，传承老一辈文化艺术工作者的奋斗精神，激励后人在继承中创新、开拓，是这次座谈会召开的背景。
座谈会上，多年未曾见面的老朋友再次相聚，共同回忆起那段令人难忘的岁月。在此，我们将文化部副部长赵少华的总结发言以及其他老同志、老艺术家的精彩发言一并刊出，以飨读者。（以下老同志、老艺术家发言根据录音编辑整理，未经本人审阅。）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60周年，我们一直在思考如何利用这个契机，对对外文化工作进行认真的梳理与总结。为此，蔡武部长曾发表了名为《新中国六十年对外文化工作发展历程》的文章，对新中国60年来的对外文化工作进行了鞭辟入里的总结。
结合对外文化工作当前的形势与任务，经过多次征求老同志的意见建议，我们启动了新中国早期对外文化交流工作的系列宣传纪念活动，具体包括从今年8月26日开始在《中国文化报》开办“岁月如歌——新中国文化交流早期记忆”纪念专栏，在中国文化网上开办专栏，同时通过图片、视频等方式，刊登新中国早期文化艺术、新闻出版等各个领域对外交往的介绍文章，以及当年重要事件参与人员的专访视频等。追溯往昔、记录史实的意义在于，让更多的人领略和感受老一辈所走过的艰苦岁月和辉煌历程，领略祖国文化繁荣发展的早期背景，感受老一代文化工作者们为祖国文化事业忘我奋斗的真谛，让我们这代人与未来人接好接力棒；同时这项活动又不仅仅是一种回忆、一种记录，而是为了未来更好地开拓和进取。当前，把宝贵的历史资料搜集好、总结好，迫在眉睫。我们今天抢救历史也是为了启迪今天、教育后人、影响明天。
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要推动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把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四位一体纳入国家战略发展规划，指出文化要走出去，发挥软实力的作用。看看当前我们的对外文化工作，已不再是单一的演出或展览，而是跨领域的大文化概念。比如最近举行的欧罗巴利亚中国艺术节，共有500多场活动，近1000位中国艺术家与国外的艺术家进行交流对话，包括了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展览、演出、论坛、电影周、出版等多方面的活动，铺天盖地形成了中国大文化的局面。而且，这个艺术节影响的不只是比利时一个国家，包括了欧盟，辐射到了欧洲许多个国家。可以说，我们是在继承中谋求创新、谋求发展的。
新中国对外文化事业发展到今天，成绩来之不易，靠的是党中央国务院的坚强领导，靠的是方方面面的支持与帮助，靠的是工作在不同战线上的对外文化工作者的共同努力，我们感谢所有为新中国对外文化交流事业无私奉献、做出贡献的同志们。这次系列纪念活动作为序曲是开了一个好头，我们要把文化史料整理工作作为一项持续性的工作，真实、生动地做下去。
抢救珍贵历史 继承优良传统
文化部副部长 赵少华
我参加对日工作比较早，就以《白毛女》为例谈一谈我国早期开展对日文化交流的情况。《白毛女》在当时还没有建交的日本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以后，通过日本朋友的努力，创作出了日本改编版芭蕾舞剧《白毛女》，进一步促进了中日两国友好和相互理解。后来，又通过上海芭蕾舞团在日本演出，大大推动了中日邦交正常化的进程。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直到1972年9月中日关系正常化为止，中日两国关系一直处于紧张状态。毛主席和党中央确立了区别对待的政策和“民间先行，以民促官”的原则，对日本开展了包括文化交流在内的广泛的民间友好往来与交流。通过电影《白毛女》进行交流，就是“民间先行，以民促官”的一个典型事例。1952年5月，■日本有3位国会议员冲破日本当局的阻挠，辗转莫斯科到北京访问，并且与中国签订了第一个民间贸易协定。他们离开中国的时候，中国贸促会主席赠送给日中友好协会的礼物就是一部16毫米的影片《白毛女》。两个月之后，日中友好协会拿到影片《白毛女》后在集会上放映，使日本民众第一次看到新中国的影片。
大家一般都认为是日本松山芭蕾舞团1955年第一次将《白毛女》搬上了日本舞台。其实不然，日本的民间剧团延吉剧团在此前就已经上演了歌剧《白毛女》。但是，真正意义上把《白毛女》介绍给更广大日本民众的是松山芭蕾舞团上演的芭蕾舞剧《白毛女》。
20世纪70年代以后，国际形势发生巨大变化。1971年春，我国成功开展了乒乓外交。在日本国内要求早日实现日中关系正常化的呼声越来越高涨，在这一形势下，也是在总理的安排下，1972年7月10日，中日友协的秘书长率领上海芭蕾舞团在日本进行了为期一个月的演出，剧目之一就是《白毛女》，当时我正在日本做记者。这次上海芭蕾舞团的访演，大力推动了日本内阁首相田中访华，一举实现历史性的中日邦交正常化。■
原文化部副部长 刘德有
《白毛女》推动中日邦交正常化
我1953年调到国家对外文化联络局。外交是主体，文化和经济是两翼，带动外交展翅向前。这说明，我们当时看待文化这一概念已经不是狭义的文化艺术的范围了。那个时候让一个艺术团体出国，或者接待一个团、展览，都会花费很多的钱，而当时国家很穷。但周总理一再强调，不要算经济账，要算政治账。今天多费一点钱，将来我们在政治上赢得更大的效应。
1960年，中国艺术团到拉丁美洲国家和加拿大等一些没有建交的国家演出。去了以后首先是受到兄弟党的热诚帮助和当地人民群众、华侨的支持。很多华侨说，身为中国人还是第一次看到真正中国人演的戏。那时，美国人坐着汽车到加拿大来看演出，挡都挡不住。
在我的印象当中，很多对外文化工作是周总理亲自抓的，譬如一个艺术团的派出计划，他要亲自审批。出发前要亲自谈话，回来以后要听汇报、看演出，有时还自己掏钱请团员吃饭，最后向毛主席做汇报。
原国家对外文化联络局、对外文委干部 王庆成
对外文化交流意义重大
我有幸15岁就入选了1951年由周巍峙领导的中国青年文工团，参加世界青年与学生和平友谊联欢节。此后，又随团在苏联、东欧、奥地利等国进行了为期近一年的巡演、观摩。对于一个刚刚摘下红领巾的青年团员来说，这既是革命洗礼，又是极其珍贵的文化哺养。在我此后近60年的艺术工作生涯中，对外文化交流占有很大的比例。在前辈的教育和引领下，青少年时期的对外文化交流经历使我受益终身。总结起来，有以下几点。
一、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怀，国家利益至上的忠诚与信念。无论是1958年第一次赴日演出，亦或是1960年随中国艺术团在美国拉丁美洲诸国和加拿大进行的长达7个月的巡演，都历经艰险。对祖国的忠诚都是我们出色完成任务的最大动力。
二、以精湛的艺术感染人，以美好的精神风貌为中国亮相。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艰苦环境中，艺术上的真功夫是我们唯一的武器，必须像战士擦拭枪械一样磨练技艺、精益求精。除了演出、排练时的认真、严格，日常生活中还注意每一个微小细节。我们深知每个人的风貌都代表着新中国的形象。
三、广交朋友，不断探索交流与传播的方式。文化交流的目的之一是为新中国争取更多的朋友。1960年访问革命胜利不久的古巴，艺术团领导带着我们积极开展友谊外交，团演员分成若干小组尽一切可能拜访当地名流。每天我们都要交流情况，分析总结，遴选深入交往的对象几乎成为一门功课。
四、注重学习，不断进步。每次交流都是一次难得的学习机会，出访之前有集训，回国还要认真总结。首先是向出访国的长处学习，开展内部学习，取长补短。之后，每到一个国家都要尽最大的努力学习对方最具代表性的节目，在闭幕式前演出。
如果说早期的对外文化交流注重于展示，如今的对外文化交流则须更深层次的对话与互动，但那些体现规律性的经验和灵魂性的信念，需要继续传承和弘扬。
由于资料缺失或理念、意识方面的种种因素，在既往的纪念活动中往往重近轻远。因此，我基于对新中国早期文化交流历史的补救、抢救的心情提出了关于新中国早期对外文化交流工作的系列宣传纪念活动的建议。在当代文化史研究中，新中国早期一般指新中国成立至“文革”前的十七年。建议这个系列活动以客观记录为主，同时注重拾遗补缺，如1959年庆祝伊拉克共和国1周年，中国艺术团出访一事是不应忽略的。历史的价值与魅力在于真实，对采访对象的口述历史应予以核实，可考虑请当年的档案保管员给予协助。
原中国艺术研究院舞蹈研究所所长 资华筠
对外文化交流经历使我受益终身
不能轻视自己的民族文化
1952年，我作为电影艺术代表团的一员去捷克参加电影节，与来自苏联、波兰等多个国家的演员进行了交流。世界各地的电影让大家大开眼界，同时，我们通过对中国电影的宣传，也使更多外国友人了解了中国。之后，我又成为参加布拉格军队电影节的解放军代表团的一员。当时，八一电影制片厂还没有成立，我们除了带去一些电影以外，主要是去参观捷克军队电影制片厂和苏联军队电影制片厂，了解和学习如何建设部队电影制片厂。在莫斯科，我们看了《蝴蝶夫人》，参观了莫斯科电影制片厂、高尔基电影制片厂。
这次出国前前后后一个多月，让我在业务上大开眼界，同时国外在建设方面取得的成就也让我非常羡慕。那个时候，我就在心中种下了一个愿望：总有一天，我们的电影事业也会像人家一样发达，文化上更加开阔，生活也会更富裕。
1953年，我接受任务去参加丹麦哥本哈根世界妇女大会，代表团的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新中国妇女的形象。通过与在衣着打扮、仪表气质方面较为擅长的外国女士的接触和交流，以及日常生活中的熏陶和培养，我在美学方面也渐渐有了点知识。另一方面，印象深刻的是丹麦对其文化的重视。哥本哈根的安徒生纪念馆有一个传统的习惯，不管哪个国家的客人去访问，都要用该国语言录制一篇童话作为永久的保存。
上世纪60年代，为了打破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新中国的封锁，周总理频繁地出访亚非拉国家。1961年，周总理作为总团长亲自率领代表团400多人回访缅甸。11个分团中包括电影代表团，囊括了一大批电影演员。由于准备充分，代表团带去的参赛电影《农奴》在国际上引起了很大反响。
通过电影艺术的交流，中国与多个国家和人民之间的了解和友谊大大加深了，这被称之为“片盒外交”。这几次出访给我的最深印象是，对外文化交流最重要的是要宣传自己的民族文化。无论什么时候也不能轻视自己的民族文化，要用现代的、合适的题材把它表现出来。同时，也不要展示落后的东西去应和外国人，要率先介绍本国的优秀文化。
电影表演艺术家 田华
1951年初，我作为艺术代表团的一员出国参加布拉格之春音乐节。这次演出只能演中国节目，可是我从来没有弹过中国作品，不知道弹什么好，也不懂。此事给了我很大的启发，作为中国人、代表中国出访的演员，怎能不会弹中国作品？在那之后，我对中国作品就重视起来了，逐渐也有了感情。
后来我作为中国青年文工团的一员，参加世界青年与学生和平友谊联欢节。在团长周巍峙的带领下，文工团13个月间到访9个国家，去了152个城市，演出了432场，影响非常大。我们的任务是两项，第一是宣传新中国，传播中国的文化艺术。第二是参观、访问、学习外国先进的经验。我们去看了各个国家、地方的170多场节目，包括歌剧、舞剧、话剧、歌舞音乐会等等。我在艺术上得到了很大的锻炼，特别是到每一个国家都要演该国的节目，这是一个突击的任务。
更大的收获是对我的人生的改变。整个出访过程是一次爱国主义的教育。这一年的生活对我的人生是一个很大的转折，为我树立了一种人生观——要为国家、为这个社会从事艺术事业。
1955年，国家采取了“请进来”跟“派出去”两种路子，邀请了很多苏联专家辅助教学，同时派出留学生。苏联专家为我国钢琴事业打下了非常好的基础，影响深远。在这个阶段，很多人出国参加国际比赛，几乎每次出去都获奖回来。
1962年，赵沨率领在国际比赛中获奖的青年音乐家小组到当时还未回归的香港和澳门演出，显示中国解放十几年来的音乐教育成果。这支精干的演出队伍当时轰动了香港和澳门，受到了好评，影响也很大。
钢琴教育家 周广仁
早期出访让我对中国作品产生感情
新中国早期，“文化先行”是个纲领性的政策，因为当时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阵营对我们采取遏制、威胁的政策。那时候我们很穷，文化交流是最好的与外界建立联系的办法。作家、画家等等都成为文化使者出国访问。剧团方面则有古典艺术剧团到北欧、拉丁美洲出访，都取得很大的收益。总而言之，那个时候无论是文化艺术界的个人还是团体，都是作为打破孤立与封锁的先锋，肩负着开拓局面的历史任务。
原对外文委干部 沈愈
“文化先行”是纲领性的政策
在艰难环境中开展文化交流工作
原对外文委副司长、驻法国参赞 肖特
1968年，对外文委撤销，工作移交给外交部，由新闻司主管。1970年以后，随着外交工作的开展，对外文化工作也逐渐多起来。我1971年到新闻司，1975年离开。工作除了同部分国家商谈项目之外，还负责与有关单位商谈文化交流计划。
上世纪70年代初期，国家派出一些艺术团，比如上海京剧团去过朝鲜，北京京剧团则出访过阿尔及利亚等非洲国家，中央乐团出访过日本。来访的有朝鲜、日本的艺术团和美国的费城交响乐团。
中国芭蕾舞团和上海芭蕾舞团一起出访时，所有具体工作都由新闻司负责。除了与出访国商谈之外，还包括办理护照、签证和安排交通工具。那时候，我国还没有大型客机。艺术团200多人需要2架飞机才够用，运输道具也需要2架运输机。一次出访动用4架飞机，在当时可说是空前的。
展览方面有一个出土文物展，该展览定的是去英国和法国■。1972年快到冬天时，英法两国派人过来商谈。谈判的过程相当艰难，英法不但对草案一条一条的抠，对条款的某一个字也要讨论很长时间。最终该展不仅在英法展出，后来还在瑞典、奥地利、加拿大、美国展出。这个展览在国外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展品多、珍品多、去的国家也多。■
杂技表演艺术家 金业勤
在旧社会，我是个长年累月在北京老天桥卖艺的杂技艺人。卖艺那些年，我受尽了凌辱、压迫、剥削、摧残，很苦。1950年，文化部要组建一个杂技团，我跟两个妹妹被吸收了，从此之后我们就成了新中国的演员。
第一次在中南海演出结束之后，周总理作出了指示。他告诉大家，这回要派大家出国。在国外演出时，大家不是一般的演员，而是新中国的文化使者。节目要表现出新中国人民朝气蓬勃的生活状态，中华民族的勤劳、勇敢、智慧。“杂技”这个名词在旧社会没有，是周总理给起的。这可以说是第一次对杂技改革，把旧社会恐怖的、残忍的、不卫生的内容都剔除了。
后来，这个被命名为“中华杂技团”的代表团在1950年秋就出国了，任务是庆祝十月革命33年大典。到了莫斯科，苏联队伍来了，看我们是新中国来的人，就大声喊“毛泽东”“斯大林”，场面热烈极了。我当时感动得止不住地掉眼泪——我们在旧社会是那样被人看不起，如今却能够站在观礼台上，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新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大家在苏联演出了半年，还去过几个加盟共和国。演完后，没回北京就直接到了朝鲜，为朝鲜志愿军和人民军演出。
后来我们的杂技去过很多国家演出，社会主义国家基本演遍了，还到过资本主义国家和一些未建交国家，比如1956年曾在法国巴黎演出。杂技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为对外文化交流做了一些可喜的工作。
我很荣幸多次参加了周恩来总理亲自选派的中国艺术团，比如京剧、歌舞、音乐、舞蹈类的中国艺术团。当时是到哪一国，我就唱到哪一国，不仅要把中国歌曲送过去，同时还要把外国歌曲带回来，跟外国友人建立真实的友谊和交流。
我多次参加了世界青年与学生和平友谊联欢节。此外，还到威尼斯水城去参加世界艺术节，后来又到英国伦敦演出。那时，我们是用眼泪和生命换取和平。从捷克回来的时候，有一架小型飞机坠落了，10位同志牺牲了。
我在阿根廷的时候，唱了一位民间艺人的一首歌。当天演出时，我们手中一张票都没有，因为我们不是到国外去赚钱的。这位民间艺人看了我的演出，第二天就到我住的宾馆，拉着我的手流泪说，我做梦也不会想到能到剧院里去演出，是你把我的歌唱给大家听，有机会我一定要到中国去。在那个时候，我醒悟了，意识到，我从小喜欢唱歌，但是音乐并不是我一个人的爱好，而是属于全世界人民的。任何时候，我们都要为全世界热爱和平的人民歌唱。
女高音歌唱家 刘淑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