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毛 莉
每次来到贾作光老师的办公室，都会被满满的一墙照片所吸引。奔腾的骏马、凌空的鸿雁……一张张老照片记录下了贾作光人生各个阶段的舞之身影，无论是15岁的年少之时，还是86岁的耄耋之年，我们始终能够在起舞的贾作光脸上看到一种夺目的光彩。作为新中国舞蹈事业的开拓者，贾作光的舞蹈生涯不仅仅是属于他个人的生命体验，很多时候还与新中国对外文化交流事业紧紧交织在一起。非常幸运，我们“岁月如歌——新中国对外文化交流早期记忆”栏目采访组有机会采访了贾作光老师，聆听到了新中国舞蹈艺术早期对外交流的历史片段。
难忘的经历实在太多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主要是选派具有民族特色、丰富多彩而又通俗易懂、较少语言障碍的民间歌舞、杂技等团组出国访问演出。在这个过程中，新中国的文艺工作者把中国的民族民间舞蹈首次带到了国际舞台。当回忆起多次随政府代表团参加当时中国主要的对外交流活动——世界青年与学生和平友谊联欢节的经历时，86岁高龄的贾作光一口水不喝，一口气不停地讲了一个多小时。就像万花筒般，从贾作光的脑海里不断蹦出五彩缤纷的记忆片段。“难忘的经历实在是太多了！太多了！”贾作光不停地发出这样的喟叹。
其实，早在1949年7月新中国成立前夕，贾作光就从解放区跟随中国青年文工团，赴匈牙利布达佩斯参加了第二届世界青年与学生和平友谊联欢节。他与吴坚、叶杨、王昆合作编导的汉族民间舞蹈《大秧歌》获特别奖；他参加演出的另一个汉族民间舞《腰鼓舞》同时获得了特别奖，这是中国民间舞蹈第一次在国际上获奖。
新中国成立之后，贾作光又带着中国民族民间舞蹈多次出国交流演出，用浓郁民族风格的舞蹈艺术展示了新生中国的风采面貌，获得了许多国际奖项。其中，1955年，在波兰华沙举行的第五届世青节上，贾作光编排表演的《鄂尔多斯舞》更是俘获了评委和观众的心，一举拿下了当年的一等奖。《鄂尔多斯舞》是中国获得第一个国际大奖的蒙古舞，但并不是唯一一个。1962年贾作光创作、莫德格玛首演的《盅碗舞》在芬兰首都赫尔辛基举行的第八届世青节上夺得了金质奖章。
中国艺术团充满热情，向往美好的表演就像一团火，走到哪里就燃烧到哪里。当时，只要一看到五星红旗，当地群众都会竖起大拇哥：“中国!毛泽东！中国！毛泽东！”50年前那些欢呼的声音、那些热烈的掌声、那些热情的亲吻、那些激动的泪水从没有在贾作光的记忆里消失。每次表演结束之后，当地热情的姑娘总会把他亲个满脸“红唇印”，他被紧紧簇拥在人群中，躲也没处躲，常常被弄得哭笑不得。当地群众还常常主动帮着搬运行李，人山人海的群众在车站为中国代表团送行，中国代表团所到之处都被簇拥在各国人民友好善意的海洋中。贾作光说，能够得到这样的尊重，是他出国之前并没有想到的。当时十几岁的贾作光亲身经历过东北沦陷时的悲惨生活，他清楚地知道作为亡国奴，中国人曾没有任何尊严可言。“外国人对我们那样地热情友好，都是因为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都是因为我们中华民族站起来了！”在国外的日子，贾作光心中常常不由自主升腾起一股火热的爱国之情。这种强烈的爱国热情、这种强烈的荣誉使命感，驱使包括贾作光在内的所有中国代表团成员克服了当时很多困难。贾作光还记得1951年参加第三届世青节，刚到西柏林的时候，就遭遇了一个“下马威”——西柏林街头悬挂了大幅宣传漫画，是一个中国女孩子满身爬满臭虫的形象，污蔑中国人脏。中国代表团并没有因为反华势力的猖獗而退缩，大伙儿在柏林市政府门前更加卖力地跳起了《红绸舞》：包括贾作光在内的从全国各个文工团选拔出来的优秀舞蹈演员高举着“火把”跳着欢快的秧歌，瞬间，“火把”变成了红色的长绸——如火龙飞舞，矫健的舞姿与“火龙”交相辉映，洋溢着青春活力。西柏林被这片红色的海洋撼动了，他们撤去了污蔑中国的漫画，当地群众纷纷为我们的演员们送水、送牛奶。
中国代表团不仅在艺术表演上竭尽全力为祖国争光，在日常的生活中，他们也时刻牢记他们代表着新中国的形象。大伙儿都有极强的组织纪律性，在宾馆把被子叠得整整齐齐，吃完饭后收拾得干干净净，从不高声喧哗，他们把“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也带到了国外。讲文明、懂礼貌的中国代表团走到哪里都给人留下了很好的印象：“中国是有礼貌的国家。”
轻伤不下“火线”
除了前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之外，贾作光还参与了当时很多和其他国家的文化交流活动：1952年“中蒙友好旬”期间，他以中国艺术团副团长的身份赴蒙古人民共和国演出；1953年，以内蒙古自治区赴朝鲜慰问团副团长身份率团出访朝鲜；1957年，任中国艺术家代表团副团长再次赴朝访问演出；1959年，任中国舞蹈代表团副团长兼秘书长赴蒙古人民共和国访问做表演示范并讲课……每一次的出国访问演出，都有许许多多动人的故事。
贾作光说每次去蒙古人民共和国都觉得格外亲切。在乌兰巴托参观、演出、联欢，大家像亲人一样地拥抱、亲吻，一起唱歌，一起跳舞，几乎每天都沉浸在欢乐友好的气氛当中。
通过双方的表演交流，贾作光发现我们的蒙古族舞蹈跟蒙古人民共和国的舞蹈，在共性之中还是有不同的个性：我们的舞蹈比较剽悍、融入了较强的时代感；蒙古人民共和国的舞蹈则更多地保留了民族的传统。
那段岁月让人难以忘怀的故事实在是太多了，它们在贾作光的记忆闸门打开之时，都争先恐后地涌出来。“金日成操着一口东北话，在人群中观看了内蒙古的歌舞节目，给慰问团很大的鼓舞。” 尽管时间已经过去50多年，说起赴朝慰问演出的情景，贾作光依然滔滔不绝。那是1953年，抗美援朝战争已打了3年，在战争进入最后阶段的时候，中国政府组建了由贺龙元帅任总团长的中国人民第三届赴朝慰问团，贾作光跟随布赫率领的内蒙古自治区慰问团也参与其中。而当时志愿军战士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主义精神、舍己为人的国际主义精神深深地打动了贾作光，轻伤不下“火线”成为贾作光始终坚持的原则。有一次在表演过程中，贾作光一不留神，把脚踩到了用枕木搭成的舞台地板的缝隙中，但音乐还在继续、节奏不能停止，贾作光硬是把脚给扯出来，光着脚、流着血，满怀热情地继续表演下去。演出非常成功，当地的老百姓又是送玉米，又是送打糕，对我们的演员非常热情。当时，金日成也多次观看了演出。
创新和发展民族舞蹈
上世纪50年代，是中国舞蹈事业的一个繁荣期，这种繁荣与新中国早期频繁的对外文化交流是分不开的。“在促进中国对外文化交流的同时，启发了中国民族民间舞蹈的发展”，这一时期的很多作品是在借鉴和吸收外来舞蹈形式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但如何对待外来文化，这并不是一个简单的课题。在这个问题上，贾作光也经过了漫长的摸索期。
贾作光从小就得到日本现代舞大师石井漠的亲授，很早就接触到了芭蕾、现代舞，可当时他根本没有意识到舞蹈也应有民族个性。贾作光最开始创作《牧马舞》时，只是把西班牙舞蹈硬套在了主观的舞蹈形象之上，动作、姿态都是西班牙式的。牧民们看完他的表演之后，都说他像跳大神的，并不认可那是蒙古族舞蹈。当时的贾作光还不太服气，觉得是牧民们不懂舞蹈。可随着后来越来越多的对外交流，贾作光渐渐明白了一个道理：在多彩纷呈的世界艺坛上，一定要有能代表我们中国人自己的舞蹈，能让世界各国人民一看就知道，这是中国的舞蹈。
在历次出国的过程中，贾作光有机会接触到了很多有名的艺术家，看到了当时一流的舞蹈表演。这些经历刺激着贾作光不断思考：怎样才能把人家优秀的东西合理地为我所用？观看乌兰诺娃演出的《天鹅之死》让贾作光深深体会到了芭蕾舞的极大魅力。芭蕾舞的系统化、科学化、规范化让贾作光十分羡慕，他当时就在想，中国什么时候能有自己的芭蕾舞？中国的民族舞蹈如何像芭蕾舞一样规范起来？人家是怎样弘扬民族舞蹈的？在这些问题上，前苏联民间舞蹈之王莫伊塞耶夫给了贾作光极大的启发。莫伊塞耶夫创建了前苏联第一个专业民间舞蹈团，在深入研究苏联民间艺术──音乐、舞蹈、服装以及民族风俗的基础上，对民间舞蹈进行了整理加工，把苏联民间舞蹈与经典芭蕾完美融合，创造了大量风格鲜明、形象生动、具有深刻表现力的民间舞蹈舞台作品，使民间舞蹈成为了舞蹈学一个重要分支。就这样，一点一滴的外来文化的养料在贾作光心里慢慢发酵着，一种要想尝试把芭蕾舞民族化的冲动在贾作光心里慢慢滋生着。
事实上，芭蕾舞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就受到了格外的重视。1954年，新中国第一所正规的培养民族舞与芭蕾舞专业人才的中等专业学校——北京舞蹈学校（今北京舞蹈学院）诞生。首任校长是著名舞蹈家戴爱莲，副校长陈锦清。当时的北京舞蹈学校先后聘请了苏联舞蹈专家前来任教，通过系统的专业训练，为中国培养了第一代的教员、演员、编导等方面的芭蕾人才。1955年，贾作光参加了由苏联专家查普林主持的第一期舞蹈编导班。结合出国的所见所闻、贾作光的进步非常快。他系统学习了编导技法，不仅把学习到的知识运用到对蒙古舞的提炼、规范当中，他创作的小型舞剧《幸福的花朵》还开创了芭蕾舞和中国蒙古舞相结合的先河。这对《红色娘子军》等作品实现芭蕾舞民族化的真正成熟，在一定程度上也起到了引领作用。
贾作光简历
贾作光，国家一级编导、一级演员、文化专员。1923年4月1日出生于辽宁沈阳。1938年考入伪满洲映画株式会社，向日本舞蹈家石井漠学习舞蹈。1947年随吴晓邦到内蒙古解放区，参加内蒙古文工团。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创作表演了《鄂尔多斯舞》、《盅碗舞》、《挤奶员舞》等作品，先后在世界青年与学生和平友谊联欢节上获得金质奖章、一等奖和铜奖。1976年后，他编排出《彩虹》、《喜悦》、《鸿雁高飞》等舞蹈。《牧马》、《鄂尔多斯》、《海浪》荣获“20世纪华人经典舞蹈作品金像奖”。他创作的舞蹈，许多成为中国歌舞表演团体的保留节目。他曾先后赴蒙古、前苏联、美国、法国、波兰、德国 、朝鲜、奥地利、巴基斯坦、尼泊尔等40多个国家访问演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