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香华(台湾)
猝然接到德刚先生辞世的电话,虽然并不意外,但手持听筒的我仍然沉默了半晌。因为德刚先生和柏杨同年,都属猴,去年柏杨过世,而德刚先生也频传中风,所以我心里多少都有准备。
1981年的秋天,我正浸淫在阅读一本文情并茂的书——《胡适杂忆》里,有个下午,柏杨进门拉大了嗓门说:晚上有饭局,有唐德刚先生。我一听喜出望外,那不就是我正心仪的《胡》书的作者吗。傍晚兴冲冲地出门赴宴,果然满载而归,那是我们第一次晤面。不久之后,我写了一篇小文《八仙过海谈新诗》登在副刊上。记得当时我的执笔受到德刚先生波涛汹涌的思潮鼓舞,心情十分活泼,他旁征博引、厚实而又风趣的言谈,精辟入里谈新诗的论点,至今都还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中。
当晚,我拿出了正在阅读的《胡适杂忆》请德刚先生落款,心中何尝不曾兴起一种因仰慕而希望博得他注意自己的念头!
第二件和德刚先生交往过程中,又有一桩和诗相关的事。其实这关系一个“人”——诗人。那年柏杨正忙着伏案翻译《通鉴》,我就充当我们家的礼宾司司长,每逢贵客驾临,都由我一个人招待,柏杨窝在书房里赶稿。我常常安排三五好友围着贵宾欢聚,德刚先生一向温暖热情,对年轻晚辈不但没有身段,只是一派天真的体贴,这场晚餐中,他忽然问起台湾诗坛是否有位安徽老乡,我马上想起确实有那么一位。他突然兴高采烈地说:把他约出来我们见面聊聊。半碗饭时间,安徽诗人出现了,加入饭局,相见之后,诗人突然提出一个问题:你写过书吗?写什么书?一时我这个东道主,真是又急又窘,不知所对。这个晚上,德刚先生仍然谈兴很高,从胡适在美的生活琐事谈到张学良恢复自由身之后的纽约行。听到德刚先生行云流水又闲话家常式的谈吐,不难领会到他写李宗仁和胡适口述历史功力的深厚。
安徽诗人的疑问自然没有人有兴趣去答复。至于《八仙》小文发表后,则有一位诗坛泰斗型的诗人写过一篇文章,对德刚先生谈诗的意见,语意严厉地响应。我只有深深警惕自己以后要把这些神经脆弱的诗人朋友和博学鸿儒的学问家拉开一段距离才好。
他最后一次在我家用膳,餐毕之后一个人坐在窗前,我发现他默然无声,原来他低下头来,在藤椅上睡着了。回忆1981年《八仙过海》的餐叙,结束之后他还邀我们继续谈、去吃宵夜,而此时他却低头默睡,我第一次发现他苍老了。
如今,德刚先生去了,我不能再和他谈现代画、古根汉的画廊,当然,更不用和他谈诗和诗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