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炎培（1878—1965），字任之，别号抱一，江苏省川沙县（今属上海市）人。他是我国近现代著名的民主革命家、政治活动家、教育家、职业教育的首创者。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轻工业部部长，全国政协第一、二、三、四届副主席，第一、二、三届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中国民主建国会主任委员等职。

  1878年10月1日，黄炎培出生在今上海市川沙镇的内史第。内史第是一座宅院，主人是清朝内阁中书沈树镛，故称沈家大院。这个大院在川沙声名赫赫，因为它居住过三户名人，一个是黄炎培；另一家是宋家，宋庆龄等宋氏三姐妹就是在这里出生；第三家是鼎鼎大名的胡适，他也在这个大院里生活过。

  黄炎培的父亲黄叔才，是沈树镛的外甥。由于父亲因公长年在外，黄炎培从小便随母亲借住在沈家。沈家世代书香，大院的主人沈树镛，不仅是高官，还是一位饱学之士和书画鉴赏与收藏名家。沈树镛对自己的收藏颇为自豪，他将内史第的书斋取名为汉石经室，供后世子女阅读研习。这里的藏书也让黄炎培受用终生。

  黄炎培是上海“土著”，但他既有上海人之精细，也有北方人之豪迈。他交际广泛，朋友遍天下。他和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周恩来等共产党人过往甚密，也与袁世凯、蒋介石、杜月笙等枭雄周旋裕如；他和孙中山、宋庆龄、廖仲恺、冯玉祥是朋友，又同张謇、康有为私交甚笃。这种合纵连横、长袖善舞的为人之道，鲜有比肩者。

  黄炎培一生兴学办校，桃李满天下。赫赫如张闻天、徐特立、钱昌照、华罗庚等，连蒋介石的两个儿子蒋经国、蒋纬国，也是其旗下门生。

  今日上海浦东大厦栉比，而当年开发浦东的第一人就是黄炎培。他靠发行股票、社会集资主持修建了上海浦东第一条铁路，他创建的浦东中学则是当时与南开中学齐名的名校。

  黄炎培治家有方，教子有术。黄门子女众多，几乎个个才俊。学工学艺，自立为人，都有一技在身，没有一人经商贩卖，也没有一人游戏社会。他要求孩子们在上中学时必须学好三门课程：国文、外文和数学。为了不使孩子们沾染上吸烟喝酒的不良习惯，家里待客时，不得侑烟侑觞。他自己记日记，也让孩子们从小记日记。他送给孩子们的座右铭：“事闲勿荒，事繁勿慌。有言必信，无欲则刚。和若春风，肃若秋霜。取象于钱，外圆内方。”这个“方圆论”，如今被世人奉为教子宝典，人生圭臬。

  黄炎培晚年曾申请加入共产党，但是被婉拒。因为中央认为，他在党外比在党内作用更大。抗美援朝时，众人为出兵的名目而犯愁，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黄炎培提出以“志愿军”命名，毛泽东欣然接受，于是，遂以“中国人民志愿军”为名。1954年讨论《宪法》草案时，他提出国家元首仍称主席不称总统、以中央人民政府为最高执行机关、中央以下各级一律称人民政府的建议，这个建议再获通过。直到现在，“人民政府”的称呼早已深入人心。1959年，他在人大常委会上提出“国歌”（《义勇军进行曲》）不要变动的意见，成为共识。而最早提出要对江南文化水乡周庄予以保护的，还是黄炎培……

  要“杀人”的黄炎培

  黄炎培被人称为近代中国著名的爱国主义者和社会活动家，这两个称号他当之无愧。

  1902年，黄炎培依照蔡元培先生的教导，回乡办学，倡导学界革命。他到处演讲，抨击满清政府的无能和腐朽，宣传进步的新思想，这样一来，乡绅土豪就把他视为革命党人，抓进了县衙，等待处置。后经朋友找洋人出面，才得救。据说黄炎培前脚刚走出监狱，后脚上面下令斩首的手谕就送到了知县老爷的手中。

  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时期，他与史量才、沈钧儒、荣宗敬等组织国难会，到处讲演，做形势报告，鼓励抗日群众。一次，他在中华职业学校演讲，全校千余名同学集中听报告，他的儿子黄大能也在台下。讲着讲着，黄炎培激动起来，他突然指着儿子黄大能大声说：“大能，你站起来听着，日本人打起来，如果你贪生怕死，投降做汉奸，日本人不杀你，我们也会杀掉你，如果你上战场牺牲了，我们全家将感到光荣。”

  儿子黄大能回忆说：“他非常爱国，比一般的青年都爱国，我们在上海，他每天打听战争的消息，打胜仗他非常高兴，打败仗他痛哭流涕。他戴着黑纱，一般不拿下来，而且他从不进租界地。”

  1949年，国民党政府已是日薄西山，此时的黄炎培已经决意跟着共产党走。就在上海解放前夕，蒋介石说话了：“绝不能放过黄炎培的二儿子。”特务们得令而行，把黄炎培的二儿子黄竞武抓去了，目的还是想让黄家屈服退让，但黄竞武宁死不屈，就在上海解放前夕，他被特务打断腿活埋了。毛泽东得悉后仰天一叹，特派周恩来到黄家慰问。

  不爱财不做官

  黄炎培还有两个清名：一曰不愿敛财，二曰不肯做官。

  黄炎培一生兴学，不遗余力。他口才甚好，善于筹款，获捐甚多，但是面对各方资助，黄从不据为己有，不贪不占，不挪用乱用，他甚至枵腹从公，不领工资，只取生活费。

  黄炎培的另一个清名是“不做官”。

  辛亥革命之后，声望日隆的黄炎培是各派争相拉拢的对象。他两次拒绝出任当时政府的教育总长。为此，袁世凯借题发挥，送给他8个字说：“与官不做，遇事生风。”

  毛泽东很看重黄炎培在工商界的影响。进城后，与黄炎培见面，就请他出马办两件事，一是希望他做新中国民营经济的牵头人；二是希望他利用自己的身份，及早向民营实业家传递共产党的声音。随后，周恩来总理两请黄炎培“出山”。面对共产党的诚意和盛情，这次黄炎培没有再推辞，他以72岁的高龄，出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务院副总理兼轻工业部部长。复出做官，有违自己的清名，为此他对子女们解释说：“我现在是做事，是为人民做事，不是为个人做官。”

  黄炎培与毛泽东

  1945年，黄炎培以国民政府参政员的身份到访延安，在延安，他见到了共产党的领袖毛泽东。

  毛泽东问：“任之先生，这几天通过你的所见所闻，感觉如何？”黄炎培直言相答：“我生六十余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见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既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

  毛泽东答：“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黄炎培与毛泽东的这段对话，人称“窑洞对”，甚至被后人引用为关于政权建设的经典之谈。

  说到黄炎培和毛泽东的交往，还真是故事多多。民间传言，黄炎培珍藏着一部据说是王羲之真迹的书法作品，毛泽东特借来一阅，讲好一个月归还。然而仅仅过了一周，黄就打电话问什么时候还。毛泽东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到一个月不还，我失信；不到一个月催讨，他失信。”岂知，又过了几天，黄再打电话，毛泽东问：“任之先生，一个月的气你也沉不住吗？”到一个月期满，毛泽东让人把书法小心用木板夹好送回，并严命当天零点必须送到。毛泽东对黄的提前“索帖”之举评价为：不够朋友，够英雄。

  黄炎培之子黄方毅更正说：“事实上并非是现在传说中的‘刚过一周’，而是过了一个月借期有余。”“索帖”之举确实“够英雄”，但是分寸拿捏得恰到好处，没有跳出黄炎培的“方圆论”，怎么看都不逾矩。

  解放后，毛泽东和黄炎培交往日多，二人的通信达100多封，内容也涉及各个方面，可见来往密切。

  （本文摘自新华出版社2010年1月出版的《大家风范：我所知道的民主党派领袖》一书）

  肖伟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