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某种意义上讲，日本确实是一个特殊的国家：从地理上来看，它是一个岛国，甚至可以说是附着于亚洲的边缘；从历史上来看，它是一个有着几千年历史的单一民族，在迄今为止的数千年间，它都在不停地接受外来文化，以致几乎看不出多少自己的文化特质；从国家体制上看，它保持着所谓的“万世一系”的天皇制，认为天皇是神，大和民族是神的子孙……诸多因素交织在一起，使日本民族的性格显得不同一般。因此，日本著名作家大江健三郎在他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当日讲演时，直接以“我在暧昧的日本”为题，用“暧昧”一词来揭示日本的特点，我们认为这中肯地表达了作家本人，同时也是世人普遍的感受。

  二战以后，世界格局已发生了深刻变化，由于现代科技的普及，世界一体化的进程大大加快，日本的特殊性也即其“暧昧”为什么没有日渐消除，而一直保留了下来，这与其战后的一系列对外、对内政策及其导向是分不开的。因此，当笔者读到军事交通学院肖伟教授的近著《战后日本国家安全战略的历史原点》一书，我认为对日本为什么如此“暧昧”，该书不失为一种很好的解读。

  顾名思义，《战后日本国家安全战略的历史原点》所研究的是日本国家安全战略，而非是对日本政治、经济、文化的全面研究，但是，我们为什么可以从中看到日本“仍然如此暧昧”的根源呢？中国古语讲：“国之大事，在祀与戎。”所谓“祀”，虽然主要讲的是宗教，其实从中可以看到国家体制（包括政体），而“戎”就是指军事力量与军事行动。这几个方面，对一个国家影响深远，对民众的生活方式及长期以来对民族性格的形成影响深远，而这本书所讲的三大历史原点亦即日本战后在国家安全战略方面所做出的三大历史性选择：保存皇国体制、与美国结盟、策略化的逐渐再军备，已将之揽括无遗。

  毫无疑问，在二战中成为战败国，这成为日本历史的重要转折点。因为战败，日本在各个方面都面临重新起步的问题。

  对内依靠皇国体制，对外依靠日美同盟，军事力量构筑寻求策略化发展，是战后日本国家安全的战略性、思想性、体制性原点，这三点看似有区别，其实又是一脉相承，构成了战后日本的立国框架。

  通读《战后日本国家安全战略的历史原点》，我们可以发现，所谓日本国家安全战略的确立，简直可以说是日本与美国之间的一次次交锋与密谋。

  对于战败后的日本来说，美国既是它的对手，又是它必须讨好的对象、需要寻求的帮手及依靠的力量，这就决定了日本对待美国的态度必须是通过小心谨慎地接触与接受来伸张自己的利益目的。

  其实，在战争尚未结束的状态下，日本一些政治家就捕捉了战略转变的契机而把含情脉脉的目光投向了美国。该书在多处提到，日本之所以在二战中选择投向以德意为代表的“轴心国”，就在于它误判了当时的国际力量对比，误判以英美为代表的盎格鲁—撒克逊势力正走向衰落，从而加入了妄图瓜分世界的狂潮；而事实证明恰恰相反。日本战后的著名首相、有“再造日本”之称的吉田茂早在1945年8月27日就曾致信他的好友、曾任日美谈判特使的来栖三郎，说道：“在下一直认为，我方虽然战败，却未必不是古今内外未曾有过的漂亮事。”认为“皇国再建之势自然蕴涵于此”，“我等唯应为日美和解竭尽努力而奉公”。

  该书还披露了一些鲜为人知的史料，尤其是近年来日本学术界的最新成果。书中多处引用了近年来出版的一些当事人的回忆与资料，如麦克阿瑟上将在其回忆录中提到他与日本天皇第一次会见时，天皇曾经公开向麦表示承担一切战争责任，而日本著名作家儿岛襄在1975年11月的《文艺春秋》上提出自己的观点：天皇根本没有做过“承担一切责任”的讲话。据该书作者考证：2002年10月17日，日本外务省首次披露了被尘封57年之久的天皇与麦克阿瑟会谈的外交档案，关于战争责任问题，天皇是这样表述的：“关于这场战争，我本人竭力希望避免，但从最后爆发了战争的结果来看，自己深感遗憾。”

  （《战后日本国家安全战略的历史原点》一书由新华出版社于2009年12月出版）

  李 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