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家三代百年与湖北省图书馆的情缘
徐力文
沿着台阶拾级而上，阳光下灼灼发亮的“湖北省图书馆”几个醒目大字，立即映入眼帘，这里曾有我童年时的欢乐，青年时的热情与遐思，有我对家的全部眷念。时值湖北省文化厅举办“徐行可先生向省图书馆省博物馆捐藏古籍、文物50周年纪念活动”之际，抚今追昔，回想起我家三代人百年与湖北省图书馆贯穿始终的不解情缘，不禁思绪万千、浮想联翩。
父亲徐孝宓已辞世15年了，当我重阅他的手迹及著述时，再一次走近了父亲，在字里行间感受到了他对湖北省图书馆始终如一的挚爱之情和倾其所有的拳拳之心，女儿的思念与日俱增，仿佛清晰地看到父亲那亲切的身影与慈祥的目光，常常掩卷难以继续，并在追思中体验着藏在心底里历历在目的温馨。
父亲1926年12月30日出生于著名藏书之家，少年时代在私塾启蒙读书，15岁就读完了诗书、大小戴礼记、春秋左氏内外传以及《论语》、《孟子》、《孝经》等古籍。1941年从祖父徐行可专攻目录、校勘、版本、考据之学及史子百家、治学门径、授受师承，既不囿于古昔、又不拘泥于当世，博采诸家之学。因家富藏书，可谓中外古今兼收并蓄。
父亲于1951年到省图书馆工作直到退休，其间40年可用“爱书、爱馆、爱人”将记忆的片断连接起来。
父亲看书常习惯在未看完的地方夹上书签，从不折页，在他看来，书也是有生命的。我们常用的书籍，父亲还会亲自用牛皮纸包好，并为我们书写工整的书名。每每看到书中值得研究的地方，他都会一一记录下来，因此父亲积累下来的卡片都是分门别类、书写工整的款目，他笑称“书皮学”是图书馆工作者的基本功。至今，他留给我印象最深的一句话是：“工作中要做有心人。”由于年轻时特定的学习背景，使得他非常注意“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因此特别重视湖北省图书馆的藏书建设，提出省馆藏书结构的主要原则为“综合与特定的统一”“历史与现实的结合”，并用毕生精力致力于湖北省图书馆的藏书建设体系。
父亲是著名目录版学家，对省馆的特藏文献尤为关注。他在上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先后在湖北、上海等地采访到一些名家的旧藏，经过亲自鉴定，抢救出明清善本近万册。根据他的意见，省馆先后投资百万余元，购进包括台湾影印古书刊在内的，总计数千种、上万册的历史文献，极大地充实了省馆历史文献特色馆藏。
每当省馆新进一名大学生，父亲都要与他们亲切交谈，询问家庭、生活、学习等情况，鼓励他们从平凡工作做起，做事业的“有心人”，使“领导”与“群众”在谈笑风生中拉近了距离。他经常为馆内同志及武大、华师大研究生讲课，还极力支持年轻人通过各种途径去学习，并在时间上和经费上给予保证。当初那些年轻同志如今也多成了业务骨干，回忆起来仍是记忆犹新，他被大家称为“良师益友”。
在工作实践中，父亲对中国目录学、校勘学、版本学、图书馆学都有很深的研究，业有专精、学有创见，有多篇文章发表，主编有多种著作，如主编或主持的专著有《湖北地方志十书考略》、《中国地方志书目提要·湖北卷》（360部）、《文艺志、图书馆专辑》等。在《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的编辑工作中，父亲是中南地区鉴定小组成员，并负责湖北省的善本鉴定工作。他提出从目录学的角度去研究版本，将考据学的方法运用于版本学之中，不至于使版本仅限于“行格学”。1978年关于《全国中文古籍善本书总目》收录范围的9条意见，父亲对其中4条提出的修改建议，在“南京会议”定稿时都得到了采纳。父亲还有进一步撰写版本学著作的计划，但因身体原因而搁浅。晚年他曾多方奔走，拟将徐氏捐藏省图书馆的古籍、省博物馆的文物编成目（图）录，由于多方原因，生前未能如愿，成为几代人的遗憾。
父亲在担任副馆长期间，留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主编《湖北省图书馆80周年纪念册》。为了宣传图书馆，扩大图书馆的社会影响，父亲向上级领导建议编辑馆庆80年纪念册。由父亲主编的纪念册，体现了“历史、总结、纪念”三方面的内容，并与修志工作相结合。半年之内，他们完成了这部16开本30万字图文并茂的大型纪念册。此书被图书馆界前辈钱亚新先生誉之为“内容丰富，体例得当，装帧精良，实为全国各类图书馆纪念册之翘首（楚）”。
在这本纪念册中，还特别凝聚着我母亲及亲人们的辛勤劳动。我母亲陈小平是1948年武昌文华图专毕业，在湖北省图书馆勤勤恳恳工作了37年。在馆庆80周年时，母亲抽调到馆庆办公室。那时在北京的姨妈、姨父热心于家乡文化事业，为其活动向各界名流征集了多幅题词、书画（法）。事隔20多年之后，再回首当年情景，真是百感交集。今天，许多人都已辞世，那些具有纪念意义的作品则更显得弥足珍贵了。
历史竟有这样的巧合，父亲提出的湖北省图书馆藏书建设体系，而最终徐家私藏也一并溶于了这个体系之中。我祖父徐行可，名恕，号疆誃，是近代大藏书家，在我出生前已去世。祖父1907年留学日本，次年奔弟丧回国，自此绝意仕途。祖父藏书之宗旨：“不为一家之蓄，俟诸三代之英。”自题其书斋曰“箕志斋”“藏棱斋”“知论物斋”“桐风斋”诸名等。祖父由读书而爱书，由爱书而嗜书，由嗜书而觅书，由觅书而藏书，与书结缘一生。“一生黄金散尽为收藏”。故当代学者鲜有不知徐氏藏书之精备，咸欲访其庐而观其藏。近则手假，远则邮借。西至巴蜀，东及海滨，从无所拒，海内学者记徐氏藏书以借徐氏藏书之轶事，如伦明《辛亥以来藏书纪事诗》，赞其“家有余财志不纷，守雕元刻漫云云。自标一帜黄（丕烈）汪（士钟）外，天下英雄独使君。”还如，王謇《续补藏书纪事诗》，杨守敬、熊会贞合纂《水经注疏》，黄侃《黄季刚诗文抄》，张元济《茗斋集》，蔡尚思自传等都称受其藏书之益。
祖父治学严谨，不轻易立说，既不囿于古，亦不泥于今。他闲暇出游，志不在名山胜迹，而在访书交友，交徧海内。与章炳麟、黄侃、陈汉章、张元济、徐森玉、杨树达、余嘉锡、高步瀛、马一浮、熊十力等诸先生皆为挚友。上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曾在武昌文华公书林（中国最早的图书馆学校）、北平辅仁大学、中国大学教授版本学、目录学。
抗战期间武汉沦陷，有半数藏书在武昌旧居，该区为日军军事区，难逃战难。祖父只身冒险用划船将书全部抢运到汉口法租界，从而保护了寄放在武昌旧居的这一部分古籍。不久，徐家在武昌的房子被日军炸毁。抗战胜利后，马一浮为其书斋题名“贞胜书宬”，既志绝处逢生的欢悦，又表其爱国的赤诚不二。在他晚年，马蠲叟又为其题：“得此书，贵辛苦，后之人，其鉴我”的横批，正是其一生集书、藏书艰辛的写照。
解放初期，董必武同志在北京接见湖北知名人士时，祖父曾表示了捐赠之意，“愿孤传种子化作千百万身，惠及天下学人。”祖父曾任武汉市政协委员、文史馆员。他常自谓：“不以货财遗子孙，古人之休德，书非货财，自当化私为公，归之国家。”1956年将500箱私藏捐献中科院武汉分院。而后将科学院给的部分奖金在上海购得《武英殿聚珍丛书》630多卷，补充赠书内容。
1959年祖父去世后，北京、上海古籍书店都纷纷前来高价访求其遗留古籍，我父亲徐孝宓等兄弟姐妹“秉承其遗志，欲尽未遂之业，择选遗藏，公之国家。”父亲在促成祖父所遗藏珍贵古籍4万册、文物约7800件无偿捐赠湖北省图书馆、湖北省博物馆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徐家提出的唯一要求即：编辑徐氏捐藏古籍、文物目录。后来，在各级领导的关心下，1961年将中科院武汉分院的徐氏藏书拨归省图书馆，至此，徐氏所藏10万册古籍终于合二为一归属省图书馆了。
祖父50年藏书籍数逾千，册10万。其中经部书籍为1.5万余册，史部为2.5万余册，子部为1.3万余册，史部为1.9万余册，丛部为2.1万余册，明清善本、抄本、稿本、批校本近万册。其所藏善本有多部列入《全国古籍善本总目》。省馆第一批、二批入选国家珍贵古籍名录中徐家捐藏亦占有一半。如：明代万历年间刊《黄鹤楼集》为海内仅存孤本；纪昀批点并跋《史通训故补》；黄侃手批《尔雅正名》等珍贵古籍。今省馆所藏5万古籍善本中约1/2为徐家捐藏。“徐氏藏书的入藏，使湖北省图书馆的古籍收藏从量到质产生了飞跃”，为湖北省图书馆古籍文献藏量跻身于全国同行业的前列奠定了重要基础。
除藏书外，徐氏捐藏湖北省博物馆文物精品也很多，总量计近7800余件，种类包括元、明、清字画，册页、扇面、手札、楹联以及甲骨、金石拓片、铜镜、瓦当、封泥、印章、历史碑帖拓本等，其中有汉代李氏龙虎镜、唐代《维摩诘经》卷、 宋拓《澄清堂帖》、《麓山寺碑》、《云麾碑》、明代倪云璐巨幅山水画、“文姬出塞图”、王阳明绝笔行书手卷《良知》四绝、王铎草书《题野鹤陆舫齐》诗卷、清代王石谷、恽南四等名家画（轴）册，在省博物馆非出土文物中徐氏捐藏的文物占有相当比重，其中明末清初的八大山人绘画最具有代表性。
私藏鉴印章是徐氏文物收藏中极有特色的一类。印章皆为祖父好友王福庵、唐醉石、韩登安、方介堪等名家所刻，共计200余方。“文革”期间，仅留作存念的篆刻印章被抄，“文革”后几经周折未果。这些藏品都极富收藏价值与艺术价值。
斗转星移，光阴荏苒，不知不觉我在湖北省图书馆工作了20多年。祖父、父母亲和我三代人与湖北省图书馆百年密不可分，好像是天意使然。在先辈们的影响下，我经历了爱书、爱馆、敬业的过程，由一名普通青年成长为有较丰富经验的省图书馆研究馆员。依恋图书馆的过程也是经历图书馆发展的过程，省图书馆是我生活与精神的家园。
徐家长年聘请高级工匠制作书柜，其制作精良，为当时业内人士称道，后大部分书柜捐赠湖北省图书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