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光哲
一
1948年2月20日，一代甲骨文大师董作宾写了一封信给胡适，言及这一年即将举行的第一届“中央研究院”院士选举的事。董作宾殷切地向胡适表明，他自己愿意放弃膺选为考古学领域院士的机会，反而劝说胡适投梁思永和郭沫若一票，因为前者在病中，应该借此“给他一点安慰”，至于后者呢，“沫若是院外人，以昭大公”。其实，不用董作宾建议，在胡适的心目里，郭沫若早就具备院士桂冠的资格了，反倒是梁思永“名落孙山”。试看胡适1947年5月22日的日记，他于当天发出了“‘中央研究院’第一次院士选举‘人文组’的‘人文’部分拟提名单”，洋洋洒洒，充分展现了他对于谁可以享有这份学术荣誉的认知：
哲学：吴敬恒、汤用彤、金岳霖。中国文学：沈兼士、杨树达、傅增湘。史学：张元济、陈垣、陈寅恪、傅斯年。语言学：赵元任、李方桂、罗常培。考古学及艺术史：董作宾、郭沫若、李济、梁思成。
依据第一届院士当选人后来更担任研究院院长的吴大猷回忆，这一次“破天荒”的院士选举过程，从1946年开始筹划，先由各大学院校、专门学会、研究机构及学术界有资望人士，分科提名候选人，共400余人，至1947年由研究院评议会审定候选人150人，翌年再由评议会选出院士81人。当时的胡适是北京大学校长，也是研究院的评议员，自然可以以北大校长的身份提名院士候选人，同时还可以在选举之际投票。董作宾的“请求”，其来有自。
二
然而，究竟谁才得以享有院士的荣光，绝对不是胡适一个人说了就算。当时“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同样也可以以“研究机构”的身份提名院士候选人，因此史语所所务会议上通过了一份史语所的“推荐院士候选人”名单。
和胡适的提名名单两相对比，出入之处颇堪玩味。像哲学大家冯友兰居然不在胡适的名单之列，专研冯友兰学思历程的翟志成教授便认为，这很可能象征着胡适对冯友兰的敌对态度，信然。至于胡适初期任教于北大的得意弟子之一顾颉刚，以《古史辨》显扬中外史学界，在胡适笔下一样“名落孙山”。不过，胡适究竟未能一手包揽，冯友兰与顾颉刚都名列史语所“推荐院士候选人”的榜单之上，他们终于还是得享院士桂冠之荣光。不过，有意思的是，向来和胡适唱反调的郭沫若，非但名列候选人，而且最后还可以戴上这顶学术桂冠，其象征意义，更是众所瞩目。
三
异军突起于五四时期的郭沫若，本来是诗人，政治兴趣亦浓厚之至，特别是他向来和中国共产党站在同一战线上，早在1927年便公开发表了《请看今日之蒋介石》这一讨蒋檄文，把蒋视为“流氓地痞、土豪劣绅、贪官污吏、卖国军阀，所有一切反动派反革命势力的中心力量”，政治立场鲜明之至。郭沫若流亡日本之后，身为远航的游子，无法直接加入“武器的批判”的阵营里，于是他转而拿起笔来当成“批判的武器”在文化战场上开火。然而，作为诗人而崛起文坛的他，并没有继续向文艺领域进军，反倒开始向研究中国古代社会历史和文献方面发展，这样的转折颇为费人疑猜，也引起史家探究的兴趣。史界前辈余英时先生与逯耀东先生都曾论证指出，郭沫若之转治古史最重要的动机之一是要打倒胡适，观乎他发表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意有所指地嘲讽胡适，可谓确得其解。郭沫若的这部书，论证了中国历史的发展阶段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实可视为另外一种表达政治意见的方式，俨然即是一篇暗示中国必然走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的政论文字。这部书的史料基础也颇为扎实，是他“颇用心于甲骨文字与古金文字之学”的结果，同样亦治甲骨之学的董作宾便曾评价述说道：……唯物史观派是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领导起来的。这本书民国十八年十一月初版到二十一年十月五版时，三年之间已印了九千册。他把《诗》、《书》、《易》里面的纸上史料，把甲骨卜辞、周金文里面的地下材料，熔冶于一炉，制造出来一个唯物史观的中国古代文化体系。
董作宾对于郭沫若学术成果的评价，十分精当；双方之间对研治甲骨之学的成果，早已有交流。例如，郭沫若的《卜辞通纂》于1933年出版后，他即致函该书之出版者日本东京文求堂书店主人田中庆太郎，要求寄赠给董作宾3部；董作宾亦尝函告郭沫若，曰彼友亦欲购之。可以说，董作宾会写信给胡适推荐郭沫若为院士，其实是双方长久学术往来的结果。
当然，史语所同仁对郭沫若的成果，未必都持正面意见。像首任所长傅斯年便批判说，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以旧史不足征，唯新史料不妄，用是新旧史料之相冲突者，则推翻旧史料而抹杀之，顾不论其本不必合与无须抹杀也”。出身于史语所，以《甲骨学商史论丛》扬名史坛的胡厚宣，也同样批评郭沫若“以研究甲骨文字之人，而抹杀甲骨文中证据，此大不该也”，对其评价不高。
待郭沫若之名列入院士候选人名单，在“中研院”评议会里进行讨论时，意见就更多了。当时傅斯年远在美国治病，所务由他向来欣赏的夏鼐代理，夏鼐很清楚详尽地向傅斯年汇报了当时的场景。夏鼐在信里说，当时评议会讨论各方推荐名单时，各有所见。然而，争议最大的便是郭沫若。在本来的推荐名单上有化学科之赵承嘏与萨本铁二人，唯“因其曾任伪大学行政职务，故加删除”，又有人以为郭沫若同情共产党，其罪更浮于赵、萨二人，主张删除。
不是评议员但是代理所务的夏鼐出席盛会，见此局面，“以为此事关系颇为重大，故起立发言”，声言曰：（评选）应以学术之贡献为标准，此外只有自绝于国人之汉奸，应取消资格。至于政党关系，不应以反政府而加以删除。
由于会中意见分歧，最后以无记名投票表决，投票结果以13票对8票，仍决定将郭氏列入。
显然，郭沫若最终可当选“中研院”院士，实有赖于夏鼐的一席话。
四
第一届“中研院”院士的选举，本为学林盛事；然而，它绝对不会只是“学术”而已。学者之间，对于谁可以荣膺这顶桂冠，各有想法，各有所见；更令人惊异的是，“政治立场”居然也可以成为“封杀”某人如郭沫若列为院士候选人的理由。还好，有夏鼐的“临门一脚”，外加那13位“中研院”评议员的学术理性，政治、学术的“异端”，也可以找到他们的生存空间，乃至扬名立万（当然，郭沫若大概对此荣衔“不屑一顾”吧？他并未出席第一届“中研院”院士会议）。
“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是一代史学大师（也是第一届“中研院”院士）陈寅恪的理想。从第一届“中研院”院士的选举来看，“中央研究院”作为当时学术界里的一方学术净土，还是自有其学术独立自主运作的空间。
（摘自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1月出版的《何妨是书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