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王者风

  图一：吴鸣申（中右三）与梅兰芳、李少春（中左三）等访问日本时合影。

  图二：吴鸣申（左侧武生最前者）与李少春合演《雁荡山》。

  图三：新婚燕尔。 图四：吴鸣申与儿子的唯一一张合影。

  图五：李美玲与两个女儿。吴鸣申总把这张照片带在身边，直至遇难。

  2010年2月5日，李美玲静静走完了她82年的人生历程，在北京松堂关怀医院合上了眼睛。

  1956年11月24日，吴鸣申作为中国访南美艺术团的京剧演员，在从苏黎世飞布拉格途中，飞机爆炸，青春被永远定格在了30岁。

  他是丈夫，她是妻子，他们的爱情连接着两个梨园世家。吴鸣申是李万春所创鸣春社的弟子，李美玲的身份则是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李桂春的养女，李少春的妹妹。

  他是父亲，她是母亲，他们所组成的这个家庭承载着新中国初期文化外交的记忆。吴鸣申是中国京剧院的优秀武生，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曾随团出访多个国家演出，直至因飞机失事献出自己年轻的生命；李美玲在丈夫牺牲之后，拒绝纯粹以烈士家属的身份“吃国家的”，一边独立教导3个子女长大，一边在居委会工作。

  揭开穿越半个世纪的爱情面纱，依稀能窥见文艺界昔日的风华。烈士故去，他的家人在漫长的岁月中又经历了什么？往事并不如烟，剥离了岁月的莽苍，一洗如新。

  结婚前，他叫她姑姑

  记者在近日来到李美玲家时，吴鸣申和李美玲的长女、次女及长女婿、次女婿都在，李美玲带着三个孩子在1967年搬到这儿居住，到现在已经整整43年。

  “先看看照片吧。”长女吴淑妹拿出相册，老照片带着旧日的温度出现在眼前。“这是爸爸当年的武生扮相，精神吧”“这是在爸爸的追悼会上，扎辫子的背影是我，中间这个是二舅李少春”“这是妈妈没生病前照的，那时候身体多好”“这是妈妈和孙子、外孙、外孙女的合照，祖孙仨凑一块儿”……

  李美玲出生于天津一个铁路工人家庭，1937年卢沟桥事变之后，日军占领了天津火车站，李美玲的父亲不愿意为日军干活，全家的经济状况陷入拮据。不满10岁的李美玲被街坊从天津带到了北京高碑胡同5号的李桂春家，初衷本是跟着李家学戏讨个活路，不想清秀懂事的李美玲很是可人，正巧李桂春的二太太膝下并无子嗣，便把李美玲收做了女儿。

  吴鸣申是江苏无锡人，家中经营小剧场，对于各类戏剧多有接触，尤爱京剧，在父亲亡故之后，笃信“好男不吃分家饭”，离家只身来到北京，进入鸣春社师从李万春学戏。

  李万春是李桂春的女婿，从辈分上讲，李万春的弟子自是比李桂春的女儿足足低了一辈儿。据吴鸣申和李美玲的二女婿秦志雄回忆，当华发苍苍的岳母回忆起岳父，总会乐呵呵地捂着嘴大笑，“要知道，结婚前，他可都是叫我姑姑的。”

  年龄相仿的吴鸣申和李美玲到底是什么时候相识的，已无法探究。“二李”在当时颇有渊源，两家也走得挺近，但当吴鸣申鼓足勇气向心上人表白时，却吃了好大一闭门羹。

  “爸爸那次派人送了一个大包裹到妈妈这儿，包装得严严实实，里三层外三层，妈妈打开一看，原来里面是一只戒指。不多久，妈妈也给爸爸回送了一只包裹，同样包装得非常考究，并叮嘱爸爸当天表演结束以后再看。爸爸哪等得及啊，心痒难耐地就直接拆开来看，看到东西就傻眼了，原来妈妈把那只戒指又原封不动地退回来了。爸爸心里一苦，那天的戏都差点演砸了。”吴淑妹笑着回忆起父母交往过程中的小插曲。

  每每念及相识初期自己这些曾有的矜持与娇憨，在甜蜜之余，李美玲却颇为遗憾，她对儿女们念叨：“早知道会那样，他那么早就去了，当年我就不‘掉腰子’了，一定早点结婚。”

  飞机在起飞4分钟后爆炸

  1956年，由楚图南担任团长的中国艺术团成立，计划取道莫斯科、布拉格，经瑞士赴南美，最终目的则是“相机进入美国”，以人民外交、文化交流先行，谋求建立良好的国际关系。

  吴鸣申作为中国京剧院的优秀武生，能够原地在同一块方砖上连翻30个跟头不移地儿。武艺精湛的他，之前已经跟随京剧院出访过日本、印度、印度尼西亚、阿尔及利亚等多个国家。考虑到中国艺术团这次出访的地区是美国的“后院”，周恩来总理对艺术团此行特别重视，指示“派最好的演员，演最好的节目”，吴鸣申顺理成章地被选拔入团。

  1956年7月27日，周恩来总理亲自为中国访南美艺术团全体成员饯行，他举起酒杯，满怀深情地对众人说：“壮哉此行，预祝艺术团演出成功，等待你们凯旋！”7月29日，访南美艺术团88人起程离开北京。

  作为京剧演员的吴鸣申总是出差于各个国家、各个城市，李美玲已经习惯了丈夫一次次的短暂别离，年幼的吴淑妹也总在每一次短暂别离之后期待着去机场或火车站接爸爸回家。她们并不觉得这一次有什么不同。

  国际时局在20世纪50年代并不安稳，中国艺术团到达南美的时候，正值国际共产主义阵营开始对斯大林进行批判和反思，不少人对社会主义国家产生怀疑。而比起新中国与南美洲的外交空白，国民党政权在南美诸国还设有“大使馆”。

  8月20日，中国艺术团在智利开始访问南美的首场演出，智利总统伊巴涅斯及夫人受邀出席观看。艺术团事先获悉，国民党政权驻智利“大使馆”已包了两个包厢，并组织了一批人，囤积了臭鸡蛋和西红柿，准备在演出过程中随时喝倒彩。

  “我是第一个出场的演员，任务就是要在5分钟内博得观众掌声，控制住现场的局面。”艺术团成员、中国京剧院老艺术家张春华后来回忆说。结果，当日演出大获成功，现场掌声如雷，原本打算滋事的流氓自然也不敢轻举妄动了。

  从8月20日至10月25日，中国艺术团在南美洲智利、乌拉圭、巴西、阿根廷4个国家的5个城市共演出58场，现场观众14.6万多人次，通过电视观看的则在100万人次以上。中国艺术团与所到之处社会各界广泛接触，全面宣传中国的文化艺术，在南美四国掀起了一阵“中国热”。

  10月下旬，正当中国艺术团结束对南美四国的访问，希望能够争取赴美国、墨西哥继续演出的机会之时，匈牙利事件爆发，计划不得不搁浅。艺术团从南美飞回瑞士伯尔尼。

  11月初，伯尔尼也发生了反对苏联出兵匈牙利的示威，艺术团决定回国。由于人数众多，分4批离开，计划从苏黎世飞布拉格，再取道莫斯科返回中国。

  11月24日，在前三批演出团成员到达布拉格后，包括吴鸣申、刘又春、张春来、蒋文林、王文华等5位中国京剧团演职人员在内的最后一批团员一行10人乘机从苏黎世起飞。未料，飞机在起飞4分钟后爆炸，坠落于瑞士边境靠近西德的地区，机上人员全部遇难。

  根据一条皮腰带上的龙形徽记，吴鸣申的遗体被辨认了出来。11月30日，吴鸣申等10位烈士的遗体在捷克斯洛伐克国家火葬场火化，骨灰空运回国，公祭后葬于八宝山革命公墓。

  “爸爸去世之后不多久便是春节。我那时头发很长，扎着大辫子，按照喜庆的习俗，过年时候，姑娘家一定要用红头绳扎头发，妈妈却给我扎了一根蓝色的头绳，刚刚外出归来仍不明情况的姥爷李桂春看到了，还生了老大一场气。后来老人知道后非常难过。”吴淑妹哽咽道。

  一如周恩来总理临行所言，此行的确壮哉，在众多不利因素的夹击下，中国艺术团的演出依然极为成功。文化外交为新中国在南美地区树立了影响，打开了局面，然而，年轻、勇敢、热忱又技艺精湛的京剧大武生却没能够凯旋。

  天塌了，爸爸没了

  吴鸣申牺牲的那年，他和李美玲的三个子女分别才只有5岁、3岁和1岁，全家住在北京宣武区菜市口大吉巷16号南屋。

  “爸爸当时经常随京剧团出国演出，但那次不一样。团里其他同行的演员大都回来了，爸爸却没有。然后有一天晚上，家里来了好些团里的人，他们拉着妈妈在东屋说话，说着说着，妈妈就哭了。”吴淑妹回忆道。

  吴淑妹出生于1951年。在团里的人走了之后，当时刚满5周岁的吴淑妹被李美玲带到东屋的大桌子旁，“妈妈就站在屋子的正中间，对我说：‘天塌了，爸爸没了。’”

  刚满5岁的孩子也许还并不明白“爸爸没了”这个短句的抽象意义，但是5岁的吴淑妹已经能够将“爸爸没了”具体为：那个提溜着她上京剧团玩耍的爸爸没有了；那个会做腌笃鲜和地道江南口味生煎包，并招呼团里的师兄弟来家里聚餐的爸爸没有了；那个带她去果子巷买米，正遇到街坊家里因炒菜的火星烧着了糊窗户的纸而失火，立即嘱咐她在台阶上乖乖坐着，自己迅速赶进屋里去救火的爸爸没有了……

  吴淑妹说，2006年她在河北霸州参加“李少春大剧院”剪彩仪式时，遇见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同时也是爸爸当年赴南美艺术团成员之一的杜近芳。说起往事，杜近芳对吴鸣申赞不绝口。“爸爸虽然不在了，但每一个跟他相处过的人都告诉我他怎样怎样的好。这么多年了，一直都是这样。”吴淑妹说。

  也正是这些从不间断的口碑相传，让早早消失的爸爸的形象在三个孩子心里树立起来，爸爸虽然没了，但关于爸爸的“记忆”却依然清晰。

  在得知噩耗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李美玲总是一个人从大吉巷走到陶然亭，孤影孑孑，行止默默。朋友街坊不放心，又不敢打搅，就远远跟着。晚上在家的时候，年幼的吴淑妹也经常看到母亲独自在灯下坐着流泪。

  “爸爸和妈妈感情真的是很好。”吴鸣申和李美玲的次女吴淑冬说，“爸爸是标准的江南式好丈夫，虽然每天练功、排练、表演非常之忙，有时候甚至会工作到很晚才回家，但只要在家，清晨都是爸爸先起床，做早饭，给妈妈倒漱口水……”即便在几十年后，李美玲也依然会对儿女们念叨那短短6年的婚姻，“真是没过够啊！”

  走进李美玲生前居住的小间，吴鸣申和李美玲的照片并置于向阳的柜子上，年轻的吴鸣申面容俊朗、气质卓然，耄耋之年的李美玲历经了岁月的打磨，自有一派安详雍容。黑白照片和彩色照片所记录的主人公都已故去，交错的时光、飞逝的光华、消失的生命……在50多年之后，仿佛又重叠到了一起。

  我们不能光吃“国家救济”

  “一个女人带着一群孩子，温婉中必然透着刚强与自立。”吴淑妹的丈夫陆士青如是说。作为几十年的老邻居，后来又成为女婿，同时也自幼失祜，陆士青非常清楚一个失去丈夫的女人在漫长的岁月里过活的不易。

  吴淑妹说，爸爸吴鸣申刚去世那几年，家里最怕过年，别人家都是高高兴兴地阖家团圆吃年夜饭，自家却永远少了一个人。“对着爸爸的遗照，妈妈会把这一年到头的事情都说给他听，一边说一边就哭了。”

  吴鸣申在与李美玲结婚之初曾表示，若以后家境改善了，便把老家江苏无锡自幼照顾他的继母接到北京来。吴鸣申牺牲之后，按规定，李美玲每月从京剧院领取115元的抚恤金，她把其中的15元寄到无锡吴鸣申老家给老太太。“爸爸和妈妈约定的事情，爸爸来不及做了，妈妈希望能够完成它。也让爸爸安心。”吴淑妹说。

  为了照顾三个年幼的孩子，李美玲没有到离家很远的工厂上班，而是选择在住处附近的街道服务站工作。1957年，李美玲把家中的桌子、椅子、铺板等物件一齐搬到街道服务站，给大伙儿办起了“社区食堂”。

  作为服务站站长的李美玲，还自己从邮局拖来报纸，从冰棍厂拉来冰棍，并安装了公用电话，把这个小小的服务站办得有声有色，真正服务大家。

  李美玲被李桂春收为养女之后，一直是闺阁小姐的生活，在嫁给吴鸣申之后，更是被照顾得无微不至。所以，后来每当昔日文艺界往来的朋友见到这个干着粗活，辛苦忙碌着的能干女人，都不住摇头叹道：“真不容易！”

  由于街道服务站基本属于24小时待岗的工作，夜里碰到了情况，李美玲就得立即出门帮忙解决，这时，便只能把三个孩子反锁在家里。

  欣慰的是，三个孩子颇为懂事，知道家里情况，总会帮着妈妈干活。为了节约成本，孩子们一起把家里的煤饼灰收集聚拢了，掺合黄土，粘合了继续烧；又自个儿弄来高粱秆做成卷帘状，给窗户透光透风，且隔绝蚊虫。次女吴淑冬在劈柴的时候一个不小心，没有握住刀，刀直接从台面坠落扎在脚背上，立即就是一个血疙瘩，“都没敢说，自己就捂着止血”。

  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算起，李美玲在街道总共工作了40多年，没有正式编制，却是扎扎实实地工作着。

  “李主任，××和××打起来了，都操菜刀了”“李主任，这事儿可怎么好啊”“李主任，我们就相信您”……

  从街道服务站站长到治保主任，李美玲口碑极佳，连续被评为“朝阳区优秀调解员”，谁家里有个什么事儿，都愿意来找她。即便正全家包着饺子，听说有了状况，李美玲也是一撂衣角，脱了围裙，擦个手，便匆匆赶过去。

  据秦志雄回忆，一次家里人陪着已经70多岁的李美玲逛街，眼见路边两个年轻小伙儿打起来，“老太太二话不说，就上去劝架，家里人拦都拦不住”。

  为了补贴家用，李美玲还摆摊卖过小孩子戴的猴脸面具，并替塑料鞋厂加工鞋具，三个孩子也都帮忙给做好的鞋子去毛边。

  1969年3月，长女吴淑妹开始到北京无线电仪器二厂当学徒工，每月领取16元工资；1969年10月，次女吴淑冬离家赴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每月领取42元工资；1970年，幼子吴亚平入伍参军，每月津贴6元。

  三个孩子独立之后，李美玲每月领取的抚恤金降为25元，而她依然每月拿出其中的10元，寄给吴鸣申无锡老家的继母。

  “李美玲从来不向组织伸手，也不说自己的困难，京剧院虽然尽了一点绵薄之力，但还是杯水车薪。”国家京剧院党委副书记、副院长刘惠平叹道。

  “妈妈总说，我们作为烈士遗属也不能光吃国家的救济，让国家养着，必须得做点什么。”吴淑妹说。

  照顾落难李少春

  毕竟是梨园弟子的儿女，即便在最艰苦的时候，家中还是萦绕着京剧之音。吴鸣申和李美玲的三个孩子，一个扮演李铁梅，一个扮演李玉和，一个扮演小常宝，李美玲则反串胡长魁，随着胡琴拉起，咿咿呀呀便开唱。

  1966年，幼子吴亚平小学毕业，他接连考取了中国戏曲学校和北京市戏曲学校，只是由于“文革”的到来，使得“继承爸爸的职业”变得不再可能。

  “文革”伊始，李少春便被造反派打成戏霸，划成走资派，从京剧院直接被关进牛棚，放出来之后，还有红卫兵小将冲到他在方巾巷的小院批斗。

  秦志雄说，“二舅他想不通啊，作为京剧改现代戏最早的创作者和实践人之一，接连演了《白毛女》中的杨白劳、《林海雪原》中的少剑波、《柯山红日》中的杨帆和《红灯记》中的李玉和的自己，怎么就成了‘封资修’了？怎么就成了戏霸了？怎么就成反革命了？”

  为了保护李少春，使其免受红卫兵小将的骚扰，李美玲将他从方巾巷接到自己家中居住。被折腾得身心俱疲、形销骨立的李少春怯怯地询问李美玲：“家里还有钱吗？”嗫嚅了好一会，才又轻轻说道：“想吃肉呢”。

  在那个年代，居民生活口粮和副食基本都是定额定量，李美玲去求了一家饭店好久，才买到一些肉制品。随后，她做了一大碗肉汤给李少春，看着李少春吧嗒吧嗒吃得可香，李美玲心里才舒坦了些。

  在人人自危，很多人互相写揭发材料的“文革”时期，李美玲的举动自然遭到了“严肃警告”，有人提醒李美玲：“你是烈士家属，一直都很清白，别跟李家瞎掺合了。”更有人建议李美玲与李家彻底断绝关系，划清界限。

  李美玲却说，我对李家很了解，我知道他们都是什么样的人。墙倒众人推，这样不好。

  在保护李少春之余，李美玲还特别照顾同一街道丈夫被错划为“反革命”的高桂英，时常送粮票、送钱过去，做了饭菜，也不忘送过去一份。

  而对于京剧圈来说，“很多人都知道，有一个‘姑姑’叫做李美玲”。李美玲虽然对自己的生活消费颇为苛刻，但对他人从来都很慷慨。

  “别看这间房子不大，往来的人却很多。妈妈像爸爸以前一样，时常招呼大家到家里来吃饭，来的人多了，就把两张桌子搭起来拼成一长条，做一大桌子菜请大伙儿吃。”

  2006年7月26日，国家京剧院举办了“为祖国对外文化交流事业而献身的五名罹难烈士50周年”纪念座谈会，吴淑妹作为家属代表参会并发言。而那个时候，李美玲已经卧病在床多年。

  李美玲重病期间，国家京剧院党委书记刘孝华和刘惠平等先后来到家中探望。病故次日，远在澳大利亚悉尼访问的国家京剧院院长吴江打来电话慰问，并嘱托京剧院工作人员妥善安排后事。

  吴淑妹对记者说：“感谢京剧院和爸爸、妈妈生前友好对我们的关心。爸爸和妈妈终于在半个多世纪后在天堂团聚了……”

  （本版照片由吴淑妹和国家京剧院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