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振涛
又到了为一本新书庆贺的时候了。对于一个刊物的成长来说，20年的时间不算长，但用一个编辑的生命岁月衡量，第20根生日蜡烛可就不算短了。20年应该是一段不长不短的历史，作为一种记忆，就像每册500余页、20卷摞起来的《中国音乐年鉴》一样，有点分量了。
《年鉴》的包装，就是《年鉴》的面孔，也是时代的面孔。一本本《年鉴》，一如“变脸”，随着岁月“赤橙黄绿青蓝紫”。沿着时间脉络回到1987年创刊号。遥想当年，黄翔鹏羽扇纶巾，田青英姿勃发，韩锺恩雄心勃勃地试图建立“年鉴学派”。回首20年，“学派”建立与否，已经不重要，重要的是，当年喊出振聋发聩、激情澎湃口号的编辑们，没有让誓言成为空不见物的口号，数万页记录中国当代音乐史实实在在的档案，见证了他们的实干精神。
无须说，直至改革开放初期，真正记录和决断音乐史的人还轮不上学者。然而，就是这样一群不知深浅的书生，希望打破由某些人控制书写当代音乐史的局面。1987年，一切都在消解融合，一切都在蓄势待发。促使黄翔鹏首倡《中国音乐年鉴》的决断，到底来自什么启示？20世纪50年代的政治挫折，并未让黄翔鹏灰心，反而更加坚定了在音乐史研究道路上拓宽视野的决心。
黄翔鹏靠历史阅读想象到了：年鉴是一种体裁，年鉴是一种工具书式的经典书写方式，年鉴是一种介于自由话语与规范话语之间的记录方式，年鉴是一种知识分子独立写作历史的载体。在20世纪学术评价体系依然桎梏于长官授命、学者领命“二元构架”和学术界缺乏自主精神的社会环境下，《年鉴》让学术界初尝了自由评说历史的“解放”感受。这可以说是黄翔鹏对当代音乐史建设的最大贡献。于是，后来者不禁把首任主编的向往变成自己的向往。
最先加盟且把《年鉴》诗情高扬的当属田青与韩锺恩。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的新环境，就在刚刚创办了两家杂志（《中国音乐学》、《中国音乐年鉴》）的黄翔鹏千呼万唤同道加盟的时候，毕业于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生部和上海音乐学院、视撰修历史为神圣的田青、韩锺恩，分别以新一代研究生和大学生的身份，前后脚迈进了中国音乐研究所的大门。从此，新生代研究者与老一代学者的新一轮整合中，《年鉴》开始步入正轨。完善与提升《年鉴》，田青、韩锺恩不但让中国音乐研究所向前跨越了一大步，甚至在整个音乐界提升了那个曾经被贬损为随意打扮的“婢女”的历史形象。
新生代支撑刊物局面的快速崛起，预示着论资排辈传统的打破和学术无门槛空间的形成。《年鉴》主持人“史工”的登台，中年学者的主角身份，实现了中国音乐学界新老交替大面积和大规模的对接，以更加个性化的写作和风格，编排出参与学术话题的新款式，彰显了不拘一格的新风貌。在书写历史的过程中，他们建立了与新一代学者价值体系相匹配的行文方式和评价体系。也许正是这“承上启下，咸得其次”的台阶，使得《年鉴》确立了独立的学术化风格和精神定位。
《年鉴》发出记录当代音乐史的呼唤，引起所有渴望记录与自己的生命同时走过的历程的广大学家的共鸣。编辑部发动了一大批一流学者撰写某一领域的综述，原本让学者瞧不上眼的“综述”，竟然成为值得一说再说的话题一直保持下来，一个时期还成为衡量一位学者在一个领域是否有领衔资格的凭证。许多学者参与了学科综述的写作，在编辑部逼迫下，翻看新语，演述往事，不免对一年的学术进展心中有数。于是前面的综述便成了一种楷模、一种引导、一种后来者模仿的范本。后来者在前人的模式中，学会了怎样去概括，从哪些方面去概括，并渐渐养成了发现研究成果“百尺竿头”上的尖尖触角的目力。
20世纪中国音乐学界在学科领域真正能够达到国际水准、拿得出手的成果，恐怕就是历史学、考古学，这是硬碰硬的学问。如何把越来越繁杂的现实资料学术化、条理化、历史化，是《年鉴》编辑部一向关注的话题。《年鉴》不同于研究文章，不同于新闻报道，评论者必须把观点注入其中，从历史视角对一个领域进行批评性思考，最大程度使记录的历史成为反思和启蒙的载体。不但“记其铿锵鼓舞”，而且还“能言其义”。正因为如此，“辨统清源”才被视为音乐史的灵魂。作为记录思潮的年刊，作者群体以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和强烈的忧患意识，观照现实，在著述中真实地反映学术领域中的观念变迁。总的说来，刊物已经成了为历史而历史的载体，自始至终，视学者为编撰历史的主人。
在一个越来越崇尚变化的时代，《年鉴》坚持了20年，确实是件不容易的事。保持一个人们早已不很在意的对学术标准的认识和对学术标准的坚守，需要沉静的力量，这不仅是对专业精神的考量，也是对意志耐力的考验。开创一个新领域往往伴随着开张锣鼓的高调和引人瞩目，坚持则没有多少声息，特别我们坚持的那份精神越来越显得不那么时尚的时候，坚守的领地没有多少喝彩的时候。我们承诺：绝不改变文化的坚守、历史的坚守、品味的坚守。
无须说，《中国音乐年鉴》也曾连连遭遇冲击，经济拮据与人事变更，使许多与《中国音乐年鉴》相继降生的“年鉴”体刊物短命。如果不是朋友相助，不是志同道合的战友在困难时伸过来温暖的双手，特别是天津音乐学院，在最难的时期，伸出了臂膀，《年鉴》也许会像许多旋生旋落的刊物一样销声匿迹。这使我们感到，各家音乐学院的朋友们，虽然离得很远，但大家共同支撑了一个相同的事业。
一本本厚厚的《年鉴》，在编辑眼前一页页打开，一页页合上，像翻过去的月份牌，既让人体验欣慰，也体验伤感。不妨随手拈来一个文章标题，代表编辑们此刻的心情，《不觉气氛热烈，但见平稳深厚》（王安国）。或许，只有做好“史记”，才不辜负这一系列书刊的好名字——《中国音乐年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