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 夫

    母亲生前非常喜欢高雅、圣洁的马蹄莲，每每看到叔叔与婶婶在香港举行婚礼的照片便由衷地羡慕道：你七婶手里捧着的那束马蹄莲多漂亮啊!是啊，身穿白色婚纱的七婶，把头微微倚靠在七叔肩上，手里的马蹄莲越过婚纱，在七叔的黑西服映衬下，反差分明，格外醒目。

    而母亲的婚礼从仪式到服装，都是中国传统型的——喜庆有余，浪漫不足。最终攥在手里的是被掀开的红盖头，而不是散发着浓郁芳香的马蹄莲。

    同大多数中国男人一样，父亲也缺乏浪漫情调，从来不曾想到要送一束鲜花献给妻子。母亲第一次接受鲜花，是在她六十岁生日那天。那时，我才回北京在工厂上班几年，母亲还没有从郊区农村回京，往返一趟非常困难。

    早晨六点十五分前，我风风火火地赶到东直门长途汽车站，从这里开往郊区顺义杨镇只有这一班车。左手提着一盒从新侨饭店订做的生日蛋糕，肩上斜挎一个书包，右手抓着一束马蹄莲。

    车站上几乎所有候车的旅客，都好奇地打量着我和我手中的马蹄莲。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鲜花还是非常罕见的送人礼物。但我知道：母亲为此期待了至少半个世纪!尽管她不像画家的婶婶，属于吟诗作画的知识女性。

    母亲生在北京一个极普通的家庭，年幼丧父，寡母带着她和一个哥哥艰辛度日。上世纪二十年代的中国，这样的家境是不可能让女孩子去上学读书的。左邻右舍虽然都夸奖这个聪明、懂事又勤快的女孩，劝外祖母让女儿进学堂，但终因经济拮据而放弃。

    十八岁时，母亲就被外祖母包办婚姻嫁给了一个陌生的男人，这个男人就是我的父亲。本来就不是自由恋爱的婚姻，再加上嫁到夫家时，家境已经衰败破落，哪还有什么马蹄莲的位置呢？

    一九六九年，父亲成了社会政治动乱的牺牲品。母亲带着我们姐弟三人，流落到陌生的远郊务农。然而，即使在那个年代，母亲对于马蹄莲的向往依然没有泯灭。劳动之余，弟弟在昏暗的煤油灯下开始画画，有一天母亲对他说：“你能画一束马蹄莲吗？”

    弟弟说能画，但他的兴趣更多的是脸上写满风霜的农民肖像和一望无际的田野。在我多次催促下，他才勉强草草画了几枝马蹄莲，只是素描没有涂色。母亲忧郁地看了看这张静物写生，默默地收藏起来。但我分明看出她的遗憾。

    找机会送给母亲一束马蹄莲，成为我埋藏很久的心病。借着生日之际，总算如愿以偿。但我的高兴来得太早，极其拥挤的汽车不仅挤扁了四方形蛋糕盒，还挤折了珍贵的马蹄莲。一个半小时囚车般的遭罪结束，我托着变形的蛋糕盒和枯萎的马蹄莲，沮丧地回到了家。

    母亲接过这束溃不成军的“鲜花”，只是责备我不该瞎花钱，净买一些不中用(也不中看了)的东西。“我过什么生日呀，你费劲跑回来干嘛？”但我知道，她心里还是很高兴的。她把残败的马蹄莲清理一番，插进了花瓶。

    第二次给母亲送马蹄莲是十年后。她被诊断出肺癌晚期住进了医院。我骑车一手扶把，一手举花赶到医院，然后捧着正待开放的马蹄莲跑到病房。衰弱、疲惫的母亲竟然为之一振，仔细端详了花朵后，自然又是一番责备：不要乱花钱!这花几天就败了，你挣钱也不容易。    由于坚决不允许我再买马蹄莲，我只好从命。以后再去医院探视，她就把弟弟那张素描拿出来对我说：“其实，我更羡慕的是你七婶的人生。她与你七叔同班同学，又有共同爱好，俩人恩恩爱爱，没有孩子拖累，一起去各国写生卖画，哪像我这一生……”

    母亲病情急剧恶化，两个月后，就连饮水都困难了。最后一次见到我手捧马蹄莲出现在身边时，她已没有了任何反应……

    去年，母亲去世已经整整二十周年。清明这天我来墓碑前祭奠，天气异常阴冷，正当我用水轻轻擦拭墓碑时，天空开始纷纷降下细雨。吐出淡黄色花蕊的马蹄莲花瓣，在细雨“滴答”敲打中渐渐低垂。望着母亲的遗像，我心中默默地说：“妈，我又送来您最喜欢的马蹄莲了。这回我是开车来的，再没有人能够挤坏了，它们在细雨中会盛开很久的。”不知是眼泪还是细雨，我的双眼模糊了，低头再看，手中的马蹄莲也在细雨中默默哭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