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4日温家宝总理向记者们讲述了《富春山居图》的故事，他满怀深情地希望“两幅画什么时候能合成一幅画”。这不禁使我想起另一个类似的故事，故事的主角虽然没有《富春山居图》那么大的名气，可是故事的情节更为曲折生动。

    1979年国庆前夕，我作为中国历史博物馆的一名讲解员，陪同文物鉴定专家史树青先生接待了来自奥地利格拉茨大学的海因希里·格哈德·弗兰茨教授。弗兰茨教授是应文化部邀请来我国访问的，他饶有兴趣地参观了《中国通史陈列》。在贵宾室喝茶话别时，他拿出了自己刚刚出版的《中国塔及窣堵婆》等书赠给中国历史博物馆留念。史先生接过图书立即翻阅起来，很快显示了博闻强记的深厚功底。他看到其中的一幅照片时露出激动的目光，指着图片告诉弗兰茨教授：这是原存山西朔县崇福寺的一座石塔，原塔是有塔刹的，这张照片缺少了塔刹部分。弗兰茨教授连连点头回应史先生说：“这是去台湾参观时得到的照片，我也推测塔顶原来应有一个塔刹。”

    那么塔刹和塔身是怎么分离的呢？首先还是要从这座石塔的重要价值讲起。根据塔上的题记得知，它造于北魏天安元年（466年）。造塔人名曹天度，在朝廷为官。当时正值北魏皇室倾心倡导佛教，着力开凿云岗石窟。受大气候的影响，曹天度为超度去世的父亲和儿子，便修造了这座石塔。塔呈方形，高约2米，分为9层，自下而上逐层收分，各层之间有仿木构的瓦垄屋檐。每层都用浮雕的手法雕刻了100多尊佛坐像。底座雕有莲花、宝珠，护法吼狮，供养人像和造塔题铭等。雕刻技法娴熟，人物比例适度，整座石塔堪称精致，具有相当的艺术性。再者，我国公元5世纪以前的佛塔存量甚少，这件既精致又完整的佛塔自然对于研究中国早期佛教、佛教艺术和造塔史、社会学有着极为重要的价值。

    也正因为此塔是件重要文物，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我国的时候，遭受了被劫掠的厄运，侵略者命令将它从山西崇福寺弥陀殿内取出，装箱运往日本。由于塔刹、塔身和塔座是分段雕造的，一位参加装箱的中国工作人员出于爱国热忱，未将塔刹装入箱中，而是设法藏了起来。1945年日本投降后，向中国归还了在侵略期间劫掠的文物，这座珍贵的石塔也回到了华夏大地，但未回故里。新中国成立前夕，它又连同大批珍宝被运到台湾，现存台北历史博物馆。而那件当年被留下来的塔刹，现今妥善地保存在山西朔县文管所。一件千年石塔，经历人间沧桑，不幸身顶异处，我们是多么希望它们能早日璧合，重现当年的完整风采呀！

    最后，还有一件趣事。1964年甘肃酒泉的一位农民挖土时发现一座石塔，随即捐献给了国家。这座石塔也造于北魏时期，约晚于曹天度塔30年，其塔形和铭文字体均与曹天度塔较相近，造塔人为曹天护。有关人员经多方研究，判断曹天护和曹天度“似有较密切的亲属关系”，“或可认为他们是同一家族中人甚至是兄弟”。若此判断无误的话，那曹天度石塔岂不是也多了一个兄弟，又多了一份盼望团聚的兄弟情。

    （作者系中国历史博物馆研究员、中国博物馆学会社会教育委员会主任、中国国家博物馆的第一代解说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