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9日的门票价格调整听证会，把山西平遥古城推到了舆论的风口浪尖上。按照听证方案，山西平遥古城的门票将由每人每次100元，调整到每人每次125元。参加听证会的代表共27人，在发言的25人中，24人赞同门票价格调整方案，还有人认为价格应该调得更高一些，仅一位代表持反对意见。代表赞同门票涨价的主要理由，一是目前的门票价格与作为世界文化遗产的平遥古城的历史文化地位不相符；二是游客数量太多，现有旅游资源不足以应对，古城保护投资巨大，需要通过调整门票价格来增加保护资金。
然而，这次听证会的结果却在公众中引发了激烈争论。不少人提出质疑：为什么大部分的听证会最后都会变成“听涨会”？参加听证会的代表是怎样选出来的？是否具有普遍性和代表性？一时间，“涨风”不断的景区票价及价格听证会机制再次成为人们讨论和关注的焦点。
景区门票缘何频频涨价
山东曲阜“三孔”景区、陕西秦陵博物院景区的门票价格经过“听证”，上涨已成定局；湖北武汉黄鹤楼公园门票从50元涨至80元；四川宜宾蜀南竹海门票拟涨至85元；山东青岛崂山景区、云南昆明民族村景区的门票价格调整听证会也将陆续举行，门票拟涨30%左右……这一切似乎预示着，新一轮的景区涨价风潮又要来了。
景区门票价格为何频频上涨？北京交通大学旅游发展与规划研究中心主任王衍用认为，根源在于中国旅游业目前仍在走“门票经济”的老路。“目前，我国不同性质的景点归属于不同的管理部门，在有的旅游景点门口，你甚至能看到10多块牌子。条块分割的格局使得管理部门不去考虑景区的长远发展，只顾本部门的经济收入，这也是造成短视的‘门票经济’的根本原因。”王衍用说。
对于诸如“门票价格与世界文化遗产的历史文化地位不相符”之类的说法，王衍用并不认可。“世界文化遗产是全人类共有的财产，它是无价的，不属于某一个人或某一个利益集团，不能用钱的多少来体现其价值。”王衍用认为，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目的是为了更好的保护。成功申报一个世界文化遗产，就意味着我们多了一份保护的责任。但有的景点却把申报世界文化遗产作为涨价和赚钱的手段，“这就有点本末倒置了”。
文化学者吴祚来表示：“文化遗产是老祖宗留下来的，具有共享性，在文化遗产面前人人平等。所以，文化遗产景点应该是‘低门槛’的。提高票价对低收入阶层的影响很大，容易造成社会不公。”南开大学商学院副院长齐善鸿则认为，在看待涨价问题时，要考虑到景点本身的性质。经营性景点应该按照市场规律办事，但如果是公益性景点，就要更多考虑它的教育意义和公平性，二者的衡量标准是不一样的。事实上，目前我国多数文化遗产景点，都不能简单视为经营性景点。
吴祚来还认为，保护景区资源不应成为提高票价的理由，如果真要保护，可以限制游客数量。王衍用对此表示赞同，他说：“不可否认，一些文化遗产景点确实存在修缮保护资金不足的现象，但问题在于，涨价后多出来的钱究竟用在了什么地方？是用于修缮保护，还是用于提高景点工作人员的收入，或是填充公务接待的亏空？所以说，景区涨价不是不可以，但必须公开门票收入的分配去向，保证这些收入的绝大部分用在修缮保护上，不能让民众为公务接待什么的买单。”
听证会可否由独立机构主持
从1996年开始，中国开始引入包括价格听证在内的听证制度。《价格法》第23条规定，制定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公用事业价格、公益性服务价格、自然垄断经营的商品价格等政府指导价、政府定价时，应当建立听证会制度，由政府价格主管部门主持，征求消费者、经营者和有关方面的意见，论证其必要性、可行性。
作为一种公共资源，我国各旅游景区也逐渐在调整票价时引入听证会机制，相比以前关起门定价，这无疑是一个巨大的进步。但多年来的实践却表明，价格听证机制远远没有达到应有的效果，从水价、电价、铁路票价听证到景区门票价格听证等，每次听证的结果，基本上都会造成一次价格的上涨。“逢听必涨”，也成为人们对听证会的固定印象，以至于有人戏称，听证会成了“听涨会”。
人们对听证会的不满首先体现在代表选择上。以平遥古城门票价格调整听证会为例，27名代表全部来自平遥县及其所属的晋中市。“与水价、电费调整不同，景区是一种外向型的旅游资源，主要消费对象是外地游客。把票价调整的主要利益相关者——外地游客排除在外，这显然是不合理的。”中国政法大学行政法研究所的何兵说。王衍用指出，很多地方政府举行的所谓价格听证会，基本上都是“自家人开会”，作秀给外人看，使得听证会成了“走过场”。
何兵表示，听证会本身是没有问题的，只是各地政府在执行过程中缺乏民主决策的精神。“国外的听证会是听证在先，决策在后，而我们经常是决策在先，听证在后。”何兵说，“完善听证会机制，首先要保证代表选择的公平性，不能只选‘自己人’参加，开‘家务会’。其次要透明公开，对于不予采纳的意见要说明理由。此外，还要从法律层面上对听证会的举办方式、程序进行约束，不能靠个人或者部门的道德自律。”“我还有一个观点，那就是应该由第三方独立机构来主持召开听证会，从而杜绝各利益方之间的关联。”吴祚来说。
本报实习记者 郭人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