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 深

    《中国文化报·采风副刊》登载一则短文：《在德国，不做贼也心虚》。大意是说：作者前两年在德国打工，租了一间房子，有一天邻居罗拉夫人敲开他的门，说要到法国旅游一个月，请小伙子帮忙照看一下她养的热带鱼。她把小伙子领进家，告诉他：鱼缸的水温由电脑自动调节，换水也很简单，鱼食就放在柜子里。说着就把房门的钥匙交给了他。小伙子是个身无定居的房客。她家里陈设都很讲究，随便选一件东西也可以抵一两年的房租。罗拉夫人与小伙子素昧平生，竟然对一个陌生人如此信任，让他又感动又觉得颇有压力。他每次开罗拉夫人房门时，总要下意识地看看四周，生怕有人怀疑他为啥私开邻居的门，并准备了一些解释的说词。

    还有一次作者在一家小超市买东西，不料已经到了闭店时间。老板友好地提醒他要关门了。小伙子听了就准备走人，老板却说：“先生，我不是撵你，你可以继续挑选商品，不过我要回家了，自动收款机就在超市的出口处。另外劳驾您走的时候替我顺手把店门关上。祝您晚安！”

    这两件事情梳理着我的灵魂，无穷尽的问号、叹号涌进我的脑海。我觉得不论中国或外国，人世间需要人们耐心咀嚼、消化与吸收的东西太多了。

    我寻觅信任，但是在某些怀疑的目光里，我有过无数次彷徨。我寻觅人与人之间的真诚，为了以自己的真诚换取对方的真诚，遭受过难以想象的惩罚，并为此悄悄地流泪。

    读了这两则发生在德国的故事，我不会认为那里的一切都日月般光辉，或诸事均坦坦荡荡，墙角处肯定也会有蜘蛛网。但是这两个故事还是深深地感动了我，这个国家的社会风气令人羡慕，人与人之间的情感是建立在信任基础之上的真诚。我去过一次德国，出席柏林文化宫召开的华文文学研讨会时，曾应歌德学院院长邀请，到该院讲中国文学。时逢东、西德统一不久，西德削减了一部分教育经费支援东德，歌德学院的财政比原来减少了五分之一。这次讲学本来是学校的公事，但因经费不足，院长又酷爱中国文学，很想让学生了解一些中国文学的历史与现状，就私人掏腰包，把本应学院邀请的公务活动，变成了他“个人邀请”。该院有项制度，凡个人邀请的活动，一律不许动用公车和派公务人员服务。因此从学院驻地的普林到慕尼黑接送客人，或讲学期间外出，一概由院长驾驶自己的私家车出行，接待人员也全由院长的子女担当。像这位院长这么讲原则，守信用，在我们这儿可能是凤毛麟角了。

    其实我国古往今来有诸多关于严守信用及对人信任的倡导。“人之所助者，信也”（《周易》） 。“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论语》）。不论是什么人，有地位的人或德高望众的人也好，平民百姓或只是一般服务人员也罢，首要一条，都应当是受公众信任的人，这样的人就是公众眼里的民族精神与社会财富。

    受人信任的人，自己的心灵深处有一个人格法庭。那里虽然没有法警看守，也没有廉价的信誓旦旦，却时刻有一颗滚烫的良心。当然事物有时也会走向反面，并不是所有的诚实都能收获信任，否则唐初诗坛四杰之一的骆宾王就不会在狱中唱出：“露重飞难进/风多响易沉/无人信高洁/谁为表予心”。毋庸讳言，当今社会有着不可轻视的“不信任感”。有人说，假如雷锋健在，他那些助人为乐的行为，一多半会惹来怀疑的目光。这是一个很可怕的社会现象。有位德高望众的学者说过这样一句话：“诚实的人被欺骗得太多，诚实人也会怀疑诚实。一旦诚实人怀疑诚实，人的世界就会堕落。”

    瑞士的教育家裴斯泰洛齐在《与友人谈斯坦兹经验的信》中说：“第一件要做的事，就是要赢得孩子们的信任和热情。我相信，假如我做到了这一点，一切其余的问题也会随着解决了。”教师对学生如此，其他一切亲情、友情及干群关系，或邻里关系，乃至国际关系，无不如此。彼此有了互信，便可能获得一切，没有互信，便一切都无从谈起。“信任”是一件得之很难失之最易的品行。被信任者即是被信赖者，那也是人生的重要财富，这种财富积累得愈多，做事的成功率愈高。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信任富翁”愈多，其社会愈安定，愈同心，愈和谐。不论哪个领域、哪个角落，若是产生了信任危机，那么他便距“危机四伏”不太遥远了。

    信任是一种压力，也是一种责任与自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