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胜利后，全家前途未卜
1945年秋至1946年春，父亲在伦敦经英国著名眼科专家Sir Steward Duke-Elder诊治并主刀，做了两次手术，视力略有改善，但未能复明。就医期间，父亲时常与Duke-Elder大夫交谈，相互十分投缘，后来主刀大夫主动提出不收手术费，令父亲非常感动。
1946年春天，父亲搭乘海轮到美国，是因为当时对美国医师还抱有一丝希望。当年1月在纽约的胡适建议父亲到纽约哥伦比亚眼科中心诊治，并要了Duke-Elder所写的在英国治眼的最后意见书，以征询美国专家有无挽救之方。美国的专家后来答复说，Duke-Elder尚且无法，我们如何能补救？4月16日，船抵美国纽约，胡适请人带信送到船上，告知这个坏消息，复明的最后一线希望破灭，父亲很觉悲哀。故船抵纽约后，便留在船舱休息，没有上岸。
父亲国外游学十余年，不止一次航行经过酷热的苏伊士运河，而乘海轮通过巴拿马运河平生唯有此次。最终，父亲所乘的轮船经美国西海岸，于5月末抵达上海，而此时母亲及我们姊妹尚滞留四川。几经周折后，一家人终于在南京团聚，但全家因父亲疗治眼疾彻底失败，家中气氛并不轻松。
清华园内的盲人教授
在南京，不但我们全家团聚了，也是我们的父辈陈家兄弟姐妹的一次团聚。在其兄弟姐妹6人中，康晦姑随新午姑出川至宁不久，父亲寅恪刚由英伦返国，七叔方恪早在南京居住，远在庐山的五伯隆恪、武汉的八叔登恪也都赶来南京相会，这是抗战胜利后的一次大团圆。每天晚餐后，父亲总邀大家到自己暂住之室“煮粥”，即共话家常。六兄妹商议尽快将祖父灵榇南运，与祖母合葬杭州。谁也没有料到，这竟是他们最后一次聚会，此后我们的父辈又天各一方。
到南京后，父亲需决定行止，是留在南京专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还是北上清华任教。最后决定接受清华大学的聘书，重回老朋友众多且熟悉的清华园。
重返清华园，父亲已是一名盲人教授。讲堂设在家中最西边的狭长大房间内，校方搬来一块较大的木制黑板及若干张课桌椅，父亲坐在黑板旁一张藤椅上讲授。那时，有3位助手协助父亲的工作。
父亲发给学生的讲义主要是讲授时援引的史料原文，这些史料都是从常见史书中所摘取，至于如何考证史料真伪，如何层层剖析讲解这些材料，而不断章取义、歪曲武断，做到水到渠成地提出他的论点，则全装在自己脑中，未见他写过讲稿。关于他的著述，石泉、李涵教授在怀念文章中写道：陈师治学态度十分谨严，既有开拓性的学术眼光，又有深邃敏锐的洞察力。他善于从极普通的史料中，发现别人所未发现的问题，而不靠掌握珍稀罕见的材料取胜。考证极精，又绝非烦琐；所考问题小中见大，牵涉到重大社会、文化、政治、经济方面。他厌烦繁复冗长、堆砌材料的文章。陈师虽掌握极丰富材料，但绝不广征博引以自炫，只用最必要的材料，因此行文十分简练。
父亲对研究生的学业及论文撰写，一贯亲自指导、严格要求，目盲后仍然如此，不假借助手。父亲指导刘适在1948年夏完成了硕士论文《甲午战争前后之晚清政局》。论文50年后得以出版，刘适在自序中述及论文写作的过程：进行每一章之前，皆曾向先师说明自己的初步看法，经首肯，并大致确定范围后，始着笔。每完成一节、章，则读与先师听，详细讨论后定稿。先师对史料之掌握极为严格：必须先充分占有史料，凡当时闻悉并能见到者，不容有丝毫遗漏；而选用于论文时，力求精炼。尤注意史料之核实，同一史事，记载有出入者，须认真鉴定，确证为史实者，始得引以为据。在观点方面，持之尤慎，必以史实为立论之基础。论文中每有分析性之论点提出，先师必从反面加以质询，要求一一解答，至澄清各种可能的歧见，始同意此部分定稿。
这样，父亲双目失明后近两年，在同事、朋友协助下，依靠耳听、口述的方式，继续安排全日从事教学和研究工作。
胡适助父亲卖书换美金
北平的冬天寒冷，室内需要生煤炉取暖，学校恢复后经费支绌，各家自行筹措解决取暖。时任北大校长的胡适得知我家经济困窘，而父亲又最畏寒，购煤款无从筹措，便想法帮助老友渡此难关，于是商定，父亲将自己所有西文关于佛教和中亚古代语言方面极为珍贵的书籍，全数卖与北京大学东方语言学系，以买煤取暖。
胡适要北大以美金支付书款，免得我们拿到法币，瞬间贬值。这笔钱除买煤外，还贴补了家用。母亲对我们讲过：父亲在国外省吃俭用购回的这批珍贵书籍，目盲后无法再阅读。北大复员后新成立东方语言学系，有研究东方语言的青年学者，能让这些书发挥作用，所以并不计较书款多少，售价是否抵值。
很快到了丙戌年的除夕（1947年1月21日），这是抗战胜利后重返故园的第一个旧历年，对父母而言，心中忧多于喜。
全家搭机离开北平
1948年12月，战火逼近北平。13日，父母告知我们，傅作义军队将要在清华驻防，这里难免有炮火，父亲是盲人，不像正常人行动灵便，我们得赶快进城，到大伯母家暂避。虽然父亲不久前有去南方的想法，但如此仓促地离开清华园，纯属临时决定。
第二天，胡适请邓广铭寻找我们。邓先生告知国民政府由南京派飞机来接胡适等，交通部长俞大维（作者姑父）带口信要陈寅恪一家随此机离开战火中的北平。父母与大维姑父向来关系甚为密切，相知笃深，听闻邓先生此话，稍作考虑后便随邓先生往胡适寓所，愿与胡先生同机飞离。
据说飞机已降落南苑军用机场，遂驱车至宣武门，守军不让出城，于是仍折回胡宅。这天夜里，父亲与郑天挺（历史学家、教育家）、邓广铭两位伯父彻夜长谈，几乎没有睡觉。
15日上午，胡伯父、伯母与我们再往南苑机场，傍晚时分，飞机降落南京明故宫机场。父亲匆匆离开北平，自忖将与故都永诀，心绪万千，有诗记此次变故：临老三回值乱离，蔡威泪尽血犹垂。众生颠倒诚何说，残命维持转自疑。去眼池台成永决，销魂巷陌记当时。北归一梦原知短，如此葱葱更可悲。
最后20年定居广州
在上海住了一个月后，父亲决定应岭南大学之聘，于1949年1月16日，抵达广州。岭南大学陈序经校长派人前往码头迎接，随后在校内西南区52号，即“九家村仰光屋”楼下安顿下来。
1949年1月29日，抵达广州10天后，于岭南过了第一个旧历新年，父亲无限感慨赋诗纪念： 无端来作岭南人，朱菊黄蕉斗岁新。食蛤那知今日事，买花追惜少年春。 一生心苦谁同喻，数卷书存任更贫。独臥荒村惊节物，可怜空负病残身。
旧历年刚过，新午姑、（俞）大维姑父从上海飞往广州。在广州，父亲与姑父母经常见面、深谈。这是他们兄妹一生最后的一次聚会。姑父决定离开大陆，而父亲留在广州的心意已定，两人在穗也曾多次分析局势，详谈各人行止、今后考虑。那年春季姑父、姑母到香港后，与我们家偶尔还有联系。他们在美国呆了一段时间，后往台湾，从此音讯阻隔。
父亲中年后目盲体衰，尤其在逃难期间贫病交加，遇到大难时，新午姑、大维姑父就会主动伸出援手，尽量帮助。这固然是出于亲情，更是因为他们夫妇认为父亲的学术研究非常重要，应该给予支持。1969年10月父亲在广州去世，消息传到台湾后，1970年3月，“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举行悼念活动，李济所长邀请姑父参加，会上他作了感人至深的发言。姑父在台上讲述时泣不成声，台下父亲的老友也泪流满面。我们姊妹感到，新午姑、大维姑父在大家庭同辈中，与父亲最为知心。后来，新午姑与大维姑父相继病逝于台北，我们的心愿是今生能去金门俞大维先生纪念馆拜祭，谨表一份感恩之情。
双亲寓居岭南二十载，这是他们生命的最后年月，父亲依旧教学、撰文，直至被迫停止讲课。父亲已经适应了目盲的生活和工作，不幸刚过古稀之后，又遭股骨颈骨骨折的厄运，目盲、体残后仍坚持著述，并在学术上继续有所贡献。在两老年事益高，身体愈衰的垂暮之岁，父亲能做到伤残老人难以达到的境界，母亲的功劳绝不可没，尤其在晚年更为突出。随着日月流逝，我们姐妹对母亲的作为，有了进一步认识和理解，对母亲更加崇敬。
（摘自《也同欢乐也同愁——忆父亲陈寅恪母亲唐筼》，文章有删节，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年4月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