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明
问：您以上海世博会为题材，创作了一幅近25米长的书法长卷。请您谈谈创作的动因？
言恭达：古今中外，任何艺术都是时代的产物。就书画艺术来说，我们看到，传世的经典作品可以说都是“为人生的艺术”。这些优秀的文化遗产都显现出了对当下社会的思考与人类精神的探索。也就是说，艺术的“人文性”，它的“人本主义”将永远超越艺术本体的技法层面，而作为人类历史的文化记忆积累了下来。我常说，我们这一代书画家很幸运，我们赶上了一个伟大的时代。今天，奥运与世博这人类社会最重大的两次盛会在我们这个东方古国举办，怎不叫人自豪、感奋？因此，自2008年起，我就萌发了要通过中华民族最古老、最有代表性的文化符号——书法艺术，来记录这段历史的想法，努力创作精品，以成为时代的印迹。
温总理在最近与中日文化界人士座谈中指出：文化是灵魂的交流，而文字是传统文化的重要工具。文字的交流、书法的交流也是思想的交流。我想，艺术的唯美不能脱离时代的内容与思想。中国书法是线条的艺术，是作者情感与精神的抒发，也是时代脉象的彰显。脱离了情感与精神，不能想象，只有外在形式的书法能够成为一个时代的经典。
问：请您谈谈为世博会创作长卷在内容上的选择。
言恭达：我为世博会创作的书法长卷内容是胡锦涛主席的祝酒词。2010年4月30日晚，上海世博会隆重开幕。国家主席胡锦涛举行隆重宴会，代表中国政府和人民，热烈欢迎出席世博会开幕式的贵宾。胡锦涛在祝酒词中强调，世博会是荟萃人类文明成果的盛会，也是世界各国人民共享欢乐和友谊的聚会。上海世博会是第一次在发展中国家举办的世博会。这是中国的机遇，也是世界的机遇。世界各国人民一定能够共享一届成功、精彩、难忘的盛会。胡主席的这段讲话，代表了全国人民的共同心声，令人鼓舞、催人奋进。这是一段具有重大意义的历史文献，我们书画艺术家的社会职责就是唤起民众的艺术感觉与文化思考。所以，我用书法艺术的形式创作了这段经典祝词的主体部分，记录了这一辉煌的时刻。
问：创作这样的艺术作品，它的意义在哪里？
言恭达：我认为至少有两个方面的意义。
一是社会文化的思考。上海世博会第一次在发展中国家举办，这反映了中国的日益强大和中国在国际交往上的巨大成就。书法是中华文化最典型的艺术形式，在穿越了5000年的时空后，今天仍然具有无穷的魅力和独特的艺术价值。书法艺术不仅可以在世界面前显示民族自豪，更可通过这个世界性的活动，彰显深厚的中华文化，与“世博文化”交相辉映、共谱华章。
另外，时代要求书法艺术家不再是闭门造车，而是融入社会，拥抱时代，感知民生，感悟生活，关注大众，关爱自然，将个人的生活体验提升为一个时代的艺术审美体验，从而实现真善美相统一的审美理想。这是今天书法艺术家艺术创作的必由之路，也是一个有良知、有责任的书法家的社会担当。
二是艺术创新的启示。千年的中华书法艺术发展到今天，随着一个时代社会文化背景的改变而必然转型，这是历史的必然。书法的发展必须遵循艺术创作的基本规律，不能离开传统的基因，也必须融入现代文化的元素，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实现书法的创新与发展。
从我2008年创作的奥运长卷——大草书《何振梁在莫斯科申办第二十九届奥运会的陈述演讲》，到今天《胡锦涛在欢迎出席上海世博会开幕式贵宾宴会上的祝酒词》，这两幅长卷不仅都是重要的历史文献，同时也是书法艺术内容与形式在时代的创新和尝试。可以说，它承载着当下时空的许多元素，如白话文、现代叙述方式、全球文化背景和人类重大历史事件的记载等，这与书写一般意义上的唐诗宋词、古文辞赋有着很大不同，具有独特的现实意义与文化价值。
问：的确如此，您如何看待它在当代的传承意义？
言恭达：当我们回顾历史上传世的经典作品时，会发现这些作品大都具有这样的特性：在传统的形式下注入了那个时代的新元素。我认为，这才是真正的继承和创新。艺术作品的创新无非是两个方面，即内容与形式，这是古人常说的“文”与“质”。拿书法来说，王羲之的《兰亭序》，记录的是当时一次盛大的“雅集”活动；颜真卿的《祭侄稿》是一篇悼念亡侄、感人泪下的祭文；黄庭坚的《诸上座帖》记录了宋代佛学和书法的时代关联；怀素的《自序帖》、王铎的草书长卷、林散之的《论书帖》等，都与当时的社会文化紧紧结合，也是书家结合亲身经历自作的诗文，是传统文脉和时代情愫的有序结合，将传统的书法艺术赋予了新的生命，绵延不断。
而上海世博会是当今时代人类历史上举世瞩目的盛典，胡锦涛主席令全球中华儿女长志气的重要讲话，奏响了时代的最强音。正是：城市创造生活，世博唱响未来。这样的世界之幸、中华之幸、人民之幸的盛事，难道不正是书法之幸？不正需要我们当代书法家去大书特书，为时代放声歌唱吗？
问：我们注意到，您作为全国政协委员，这几年已连续为汶川、玉树等灾区义捐善款达200万元。最近获悉，您又在南京慈善总会设立百万专项慈善基金。但这一切都是低调行事。请问您是如何考虑的？（下转第十二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