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 峥

    有一种看法，历史剧的深度总是赶不上历史学的研究。笔者认为，对此不能一概而论。就对史料的挖掘和观点的总结而言，历史剧诚然很难同历史学研究相媲美，毕竟前者承担的使命更多的是在娱乐中教化，而非寻章摘句、训诂考究。然而，正是由于历史剧可以在合理的想象空间内加工创作、自由发挥，其对同一主题的艺术再现、立体阐释，往往又为历史学研究所不及。总体来看，历史学的研究成果需要历史剧去普及，历史剧需要到历史学研究中汲取养料。

    本世纪的前10年，国产历史剧呈现出一片如火如荼之势，从《走向共和》对政治改革的反思，到《大明王朝1566》对官僚体制运作方式的展示，再到《大秦帝国》对人治与法治不厌其烦的探讨，国产历史剧因为善于从历史学研究中吸取新的发现和结论，愈发显得深刻而成熟。

    以《走向共和》为例，在刻画民族英雄、定远舰管带刘步蟾时，并没有因循以往“为尊者讳”的套路，而是根据历史学的最新研究，用一个情节表现了他抽大烟的史实（李鸿章视察北洋水师，其随从马三俊发现刘步蟾在船长舱里抽烟片，将鸦片枪偷了出来）。这种立体化的描写并没有损害刘步蟾的形象，反而为之后李鸿章整饬军纪，刘步蟾痛定思痛，决心戒烟的情节做了铺垫。最后，甲午海战，定远舰被日军击沉，刘步蟾吞鸦片自尽，实现了生前“苟丧舰，必自裁”的诺言。前情的蓄力不仅增强了戏剧张力，渲染了人物悲剧，更呼应了历史学的研究成果，可谓一石二鸟。

    《大明王朝1566》的主线是由户部财政枯竭，朝廷实行改稻为桑的国策而引发的中央与地方、地方同地方、中央内部之间的政治博弈。主要角色嘉靖帝、海瑞、胡宗宪、严嵩等都是明史上有名的人物，主线剧情却全为编剧虚构。本剧的副标题是“嘉靖与海瑞”，其浓墨重彩所讨论的无非是延续了两千多年的中国式政治哲学。因此，在裕王府内部，三位内阁大学士徐阶、高拱、张居正作为一个整体，为免抢戏，是以着墨均匀，特色并不鲜明。饶是如此，笔力老到的刘和平亦没有放过张居正这个有明一代最有成就的政治家，将其塑造得可圈可点。

    嘉隆之际的政坛风波不断，先是徐、高、张扳倒了严嵩，再是内阁次辅高拱扳倒了首辅徐阶，最后张居正又联手司礼监掌印太监冯保扳倒了高拱。这虽非历史学的最新研究，却也是超出本剧主要剧情之外的余料。刘和平多处暗示了配角徐阶、高拱、张居正之间的矛盾：如严嵩养病期间，徐阶代行阁事，却避见六部九卿的官员，连原本亲密无间的高拱亦不得入见，张居正却出入自由，令高拱牢骚满腹。在本剧的末尾，张居正大胆地向裕王提出了“改制”二字，他说：“再不改制，便要改朝换代了！”剧本中这样写道：张居正虽压低声调，字字句句却依然像闷雷一样打在裕王心上。此处显然暗示了日后张居正主政期间一系列政治改革。

    除此之外，本剧在处理冯保的发迹、张居正同裕王妃暧昧不明的关系以及徐、高、张的隐忍、火爆、克己三种不同性格等方面时的细致入微，无不体现了编剧深厚的历史功底和对历史学研究毫发毕现般的借鉴。正因如此，这部主体情节架空了历史的历史剧才显得如此凝重而逼真。

    《大秦帝国》展现了秦人从弱到强崛起的壮烈过程，表达了“要法治、不要人治”的崇高理念。在历史上，商鞅入秦后，根据当时治理国家常用之术，投孝公之所好，来获取自身人生价值的升华。两次碰壁后，商鞅最终把握住了秦孝公的想法，推荐了法家的治国之道，而被孝公认可。诚然，商鞅的博学多才使其能够多次采用不同的治国之道来与孝公沟通，但商鞅明白，只有符合秦孝公的想法，才能够让自己的才华得以实施，达到当时士子所汲汲追求的“一怒而天下惧，安居而天下息”。因此，商鞅数次揣摩秦孝公的想法，最终用法家治国说服了后者，其实是理想主义和功利主义的双重作用。

    该剧的编导并未讳言这一史实：商鞅第一次企图用道家的帝道来说服秦孝公，但被拒绝了；第二次企图用儒家的王道来说服秦孝公，还是被拒绝了；第三次再用法家的强国之术来说服秦孝公，孝公接受了。但这同样情节在剧中却变成了如下功效：商鞅佯狂不羁，用道家和儒家之说来测试秦孝公是否乃自己所托之人，毕竟贤臣择主而侍，法家思想虽好，也要有识货的人啊！

    笔者认为，这一改造，达到了在借鉴历史学研究的同时，巧妙地为塑造人物、开展剧情服务的目的，可谓神来之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