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 平

    1977年，在中国的大地上似乎没有发生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既没有发生像1976年粉碎“四人帮”那样的大事件，也没有发生像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给社会和人们带来的大变革。然而，在这看似平静的一年，却涌动着一股巨大的潮流，人心思变——就是这潮流大浪涌起的前奏。上海话剧艺术中心演出的话剧《一九七七》（喻荣军编剧，王晓鹰导演），以一个知识青年后代返回北大荒，寻找父辈当年的生活足迹为线索，生动地展示了当年的知识青年在北大荒战天斗地的动人故事，讲述了他们的成长过程及情感生活，形象地揭示了1977年那一特殊年代的政治背景、社会情境及人们的生活状态，细腻地写出了发生在这一切背后的变化，给观众留下了深深的思索。

    虽说1976年打倒“四人帮”给人们带来了无限的喜悦，多年被禁锢的思想得到了解放，但是，长期的思想禁锢所形成的习惯思维及其权力阴影下的余威依旧笼罩在人们的心头，而地处边远的北大荒更是如此。对于那些在战天斗地的过程中耗尽了青春岁月的知识青年来说，他们多么希望黑夜早些过去，黎明的曙光早些照到自己的头上；多么想早些与父母亲人相聚，重温儿时的梦想。正因为此，一个“回城指标”引发了那样一场惊心动魄的“竞争”。当小根宝那瘦弱的身子扛起300斤重的麻包，挪动着那颤抖的双腿迈向目标，最终倒在途中却又不甘心就这样“葬送”了这唯一的希望而号啕大哭时，人们的心里就像被针扎了一样。当恢复高考的喜讯传来，张国强为了得到10天的复习时间而让小根宝用铁锹打断自己的腿以获得那宝贵的“休假”时，人们的心灵真的被震动了，分明感到，人物的腿伤绝不仅仅是皮肉之苦，而是折射了人物心灵中难以言说的巨大精神之痛。

    而场长老迟呢，他一天到晚训斥别人，把农场的“大印”（公章）拴在自己的裤腰带上，自以为是代表组织（“章子就是王法！是组织！是党！”）执行上级的政策，把知识青年当成木头人那样来管理，他的一贯“正确”，不正是变相地对人性的践踏吗？可他是坏人吗？不是。

    然而，尽管严寒还没有消尽，但春的信息已经突破层层屏障撒向了大地，开始融化着人们心中的冰块，催生着“人性”的觉醒。

    当阿三悄悄地把“大学招生要改了”的消息透露给张国强和陈琼后，他们那久被压抑的心又开始“活动”了。他们从开始的不相信，到“憋不住”喝酒发泄，又唱又跳；从最初的私下传递消息到为争取上学的权利而据理力争，他们的意识开始觉醒了。为了获得上学读书的权利，张国强等人以“绝食”进行抗争。这并非是如老迟所说的“跟组织叫板”，而是对自己生命价值的一种确认与肯定，是个人尊严的觉醒，是自己选择生活的自觉意识的萌发。因为“报名考试是党中央给大家伙的权利”。人物的这种精神大变化，不正是时代的前进和政治的发展所带来的变化吗？

    可是，作为场长的老迟对这一切却很不理解。高考的政策下来以后，他从心里不想让知识青年们走，他要开发大雁洼。为此，他设置种种障碍，报名要经过组织审查，要经过场里的测验……但是，他的思想其实也在转变着。

    当高考那天到来，知青们早早起来去赶火车，结果拖拉机打不着火而不得不跑步去火车站，可还是晚了。正在知青们感到绝望之时，场长老迟开着拖拉机赶来了，“快，我开着拖拉机送你们去考场，兔崽子们，抓紧了啊，站稳了啊，看我老迟咋把你们往大学里送吧。”此时此刻，不用说参加高考的知青们，连剧场内的观众都跟着激动。

    透过从人的变化到人性觉醒细腻的变化过程，观众看到了时代发展的希望曙光。

    该剧根据电影《高考一九七七》改编，但作者的思考没有停止在电影版的结尾处，而是精心设置了张国强与儿子张鑫源这条线，通过两代人的“代沟”，对社会、人生进行了深入思考。当年，张国强以“绝食”的方式争取参加高考的权利，而今天，他的儿子却说：“现实告诉我们，高考不是唯一的选择。”他们当年想通过“高考”“回城”实现自己的价值，而儿子却想通过去农村支教找到自己的价值。这看似两代人的代沟所产生的思想观念的差异与矛盾，不也正凸显着时代的烙印吗？作品以对比的方式展现了不同历史条件下人们的思想意识，并通过不同时代人的变化，折射了社会的发展与进步，同时也把思考引向了历史与现实，引向了人的灵魂深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