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  马

    去年夏天，接到一位青年诗人的长途电话，他寒暄了几句，然后就问我：

    “西马老师，您听说了没？我听说我们这儿的作家协会要改名字。”

    “你又胡说八道。”

    这位青年诗人写诗很出彩，在他那群哥们、姐们中颇有些影响，虽然说话有时“满嘴跑火车”，好离谱儿，可人品还好，有正义感，写诗也经常关注底层或弱势群体。我告诫他：“作家协会实际上是官办的群众团体，有行政级别，省作协是正厅级，有财政拨款，哪是谁想改名就能改的呢？”

    他看我不信，又说：“您怎么不信呢？人家已经给民政厅打了申请更名的报告。”

    “更什么名？”

    “小说家协会。”

    我咄咄逼人地又问：“打报告是你亲眼所见吗？”

    “那倒不是。我是听别人说的，说的有鼻子有眼儿的。”

    我不高兴地批评他：“你就是好道听途说，捕风捉影，听风就是雨，热衷小道消息，传播一些无中生有的事情。我不喜欢你这种不负责任的态度。有那些闲工夫，多写点好诗好不好？”我劈头盖脸地批了他一顿，也不管他高兴不高兴，有点倚老卖老，说完就挂断了电话。  我已经忘记了这件事。不料半个月后，又接到青年诗人的一封信，随信有一张当地的报纸，报纸的头条消息报道省第某届作家代表大会已胜利闭幕，选出新一届领导班子，其中主席一人，副主席十三人，主席团委员二十九人。青年诗人在所有成员后面，都注明了该人是写哪一类作品的。我仔细阅读并根据我的了解加以验证，果然令我大吃一惊：十四位主席、副主席中，除两位官员、一位儿童文学作家外，其他十一位，清一色都是写小说的，既没有诗人、散文家，也没有搞文学评论的。在二十九位主席团委员中，也只有两位诗人。

    他在信中说：“……从前可从来没有这种现象，几乎哪一届都有诗人担任副主席，有一届诗人还担任了主席。再看看国外也几乎没有这样‘清一色’的现象。人家俄罗斯‘全俄作家协会’主席就是一位女诗人。难怪我们这儿对诗人、诗歌刊物都看做是后娘养的，太不合理了，这绝不是大意或疏忽。”他在信的末尾又不无调侃地说：“有一次作协召开全体理事会议，一位诗人坐在一位评论家身边，他写了一首打油诗：‘昨日去作协，归来泪满巾；主席副主席，不见一诗人。’他把条子递给评论家看，评论家微微一笑，撕下一张纸，也写了一首打油诗：‘作协开大会，归来忘了家；满台领导者，没有评论家。’”

    读了他的信，看了那张报纸，我很后悔，上一次电话里骂他，多少有些不讲道理了，他说那些话，最多也就是“表达方式”不太好，其实他那也是一种幽默。从实质上分析，他的话反映了一定的“真实”，或许还代表了为数不少会员的想法，不无价值。我应该给他回一封信，除了指出他今后有什么意见应该正面提出以外，还要肯定他对协会的事情是关心的；同时对我在电话里劈头盖脸、不分青红皂白的批评向他表示歉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