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法德  徐  进  张  楠

    江苏省教育厅日前出台了《本科院校艺术学科教师专业技术资格条件》，文件中提出，由国家专业出版社出版，作品在80幅以上的可视同在本学科核心期刊发表论文一篇。这一规定在相关教师群体中引起很大反响。

    我们知道，达·芬奇存世的美术作品不到20幅，公认为完成的作品不足10幅；米开朗基罗的画作加上雕塑一共不足35件；世界上最著名的画家列宾、苏里柯夫、克拉姆斯柯依、谢罗夫出版的作品都不足40幅。按这一文件的规定，达·芬奇、列宾等人终身发表的画作连半篇论文都不够，况且这些人都是职业画家，并不从事教学工作。而大学美术教师却必须利用休息时间完成这些职业画家终身都未达到数量的作品，况且，即使在国家专业出版社出版了80幅以上作品，同时也出版了本专业高水平的学术专著20万字以上，又获得本专业同行公认的国家专业最高奖项，按文件规定，也“仅限视同论文两篇”，远远达不到“发表高水平研究论文6篇”的教授资格条件。

    这些还只是对申报教授科研业绩的要求，文件中其他的业绩成果要求还有：如果没有获得过校级教学名师奖，或主持过校级、省级教学质量与改革工程项目，那么则需要主编省级以上精品教材、本人撰写10万字以上。

    这么多的规定，对于有着繁重教学任务的大学美术教师来说，实在有点勉为其难，这一文件产生的负面导向也不容忽视。

    数量导向使人才质量严重下降。在人类历史上，衡量学术水平的高低从来都是以质量而不是以数量。画作《蒙娜丽莎》、《伏尔加河上的纤夫》，自然科学中的万有引力定律、生物进化论、相对论等，作者都是仅凭一幅作品或一个观点，就奠定了其辉煌的学术地位。

    达·芬奇的《蒙娜丽莎》画了4年，《最后的晚餐》画了20年，列宾的《查波罗什人写信给土耳其苏丹》画了12年……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

    耗费同等的时间和精力，学术产出数量少，质量才有可能大幅度上升，而学术产出数量越多，质量一定不会上升，而只能下降。

    将人类历史上最杰出的人才放在目前的这个人才评选和考核的标准下，达·芬奇、牛顿、爱因斯坦等都可能会被淘汰。引起我国学术界广泛讨论的“钱学森之问”，其责任不仅在学校，也在这种操纵数量导向的职能部门。

    规定脱离实际影响教学质量。美术是实践性很强的学科，技能教学在专业教学中占有将近90%的课程量，实践型教师必须要有很强的示范作画的教学能力才能提高教学质量。如果实践型教师将课堂外的主要精力都放在撰写论文上，教学中怎能画好示范画？按照文件规定，如果在期刊上发表论文，属于业绩成果，而如果在期刊上发表美术作品，或者参展作品未获得最高奖项，这类实践成果则不计为业绩。如此，那些对教学负责的教师利用课外时间钻研技能，却因论文数量少而评不上高一级的职称。因此这种规定既导致美术教学质量严重下滑，又对课堂上认真负责的教师极不公正。

    实践型教师本应以实践成果为主，但其申报教授资格，却要求发表论文6篇以上，而出版80幅画作只能等同一篇论文，即实践成果只占其中的1/6，仍是理论占居绝对主导地位。这是不是有些荒谬呢？

    学术目光狭隘阻碍社会发展。机械化生产全面改变了人类社会的生产方式、社会生产关系、人类生活方式和人类的发展进程。而机械化生产的始点，是机械设计草图方法的创立。查找相关史料，我们知道，创立机械设计草图方法的正是著名画家达·芬奇。

    中山秀太郎在《世界机械发展史》一书中称：达·芬奇究竟发明了多少机械，实在数不清。达·芬奇发明的机械都是设计草图，当时未付于制造。如果达·芬奇处于当今社会，怎会有精力创立非美术专业的机械设计草图方法？这样的话，机械设计草图方法何时会在人类社会中诞生则成为未知数，人类社会就不可能有今天的现代化程度。

    由此看来，仅论文数量的一条规定就会置机械设计草图方法的创立于死地，而我国人才体制中对专业论文数量的规定是否会扼杀中国人影响人类未来进程的某项成就？在这样的学术环境中，绝不可能产生有重大成就的巨人——这种规定显然某种程度上阻碍了人才兴国战略的顺利实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