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现存最早、有明确纪年的纸本文献出现在新疆

    ◆24种文字的珍贵文献证明了新疆自古就是多种文明和文化的交汇地

    ◆公元2世纪在和田铸造的“双语钱币”反映了多民族文化的融合

    黄润华

    我国现存最早、有明确纪年的纸本文献西晋元康六年（296）写本《诸佛要集经》，《三国志》现存最早版本东晋写本吐鲁番文书《三国志·吴书·孙权传》，9世纪前写本焉耆—龟兹文《弥勒会见记》……在8月20日于乌鲁木齐开幕的新疆历史文献暨古籍保护成果展上，包括24种文字的125件展品中，超过半数为现今海内孤本，有25件入选《国家珍贵古籍名录》，这些都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后首次集中展示。

    本次展览展出的新疆珍贵历史文献，包括出土木简和纸质文书、汉文和各种民族文字古籍、舆图拓片等。展品来自国家图书馆，新疆各图书馆、博物馆、民委古籍办、科研高校等13家单位。展品涵括新疆地区的汉文古籍和佉卢字、焉耆—龟兹文、粟特文、于阗文、突厥文、吐蕃文、回鹘文、西夏文、八思巴字、察合台文、托忒蒙文等文字在内的多种文字典籍文献。其中不少展品具有极高的历史文化价值。如唐景龙四年（710）卜天寿写本《论语郑氏注》，反映了唐代边疆地区教育的情况；吐峪沟石窟出土的唐写本《大唐西域记》系最早传入吐鲁番的《大唐西域记》写本，为研究中亚、印度及丝绸之路各国政治、军事、历史、地理、宗教、文化、语言文字和社会风情的珍贵资料；9世纪前写本焉耆—龟兹文讲唱文学作品《弥勒会见记》，语言古朴典雅，对后世戏剧艺术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新疆古称西域，在汉文古代史书中，那里一直笼罩着美丽而神秘的外衣。传说在终年积雪的昆仑雪山，居住着一位领袖人物——西王母。在战国时代编撰的《山海经》中，西王母是一个长着豹尾虎齿，善于长啸的怪物；在先秦古籍《穆天子传》中，她又是一位雍容华贵、热情善歌的女王，在瑶池上殷勤接待周穆王，使其乐而忘返；在古代小说《汉武帝内传》中，西王母又演化为美丽端庄的女神……广袤而遥远的西域，千百年来令人神往。

    丝绸之路使四大文明在此交汇，独特的自然条件又能使千年古籍存留至今。迄今已知最早的汉文古籍，西晋元康六年（296）写本《诸佛要集经》、东晋（314—420）写本《三国志》及最早的少数民族古籍——佉卢字公元2世纪写本《法句经》都出自新疆。新疆对于中国古籍的重要性由此可见一斑。如果把新疆比作一个舞台，几千年来，难以计数的使用不同语言、信仰不同宗教、保持不同习俗的民族在这个大舞台上上演了无数威武雄壮、浓墨重彩的戏剧，从而留下了数量众多、文字各异、材质不同、内容丰富的古代文献。

    多文种解读神秘新疆

    从目前已发现的新疆古籍文种计算，除汉文外，尚有佉卢字、焉耆—龟兹文、于阗文、粟特文、突厥文、古藏文、梵文、叙利亚文、回鹘文、西夏文、八思巴字、回鹘式蒙文、察合台文、托忒蒙古文、满文等十余种民族文字，是我国保存古籍文种最多的省区。

    新疆的古籍装帧形式多样，材质各异，是不同文化在图书形式上的体现。如于阗文图书主要有两种装帧形式：一种是梵夹装，长条纸页左侧中间有一圆孔，以便用绳相连，这是受印度文化的影响；另一种是卷轴装，则是受汉文化的影响。察合台文图书的装帧受伊斯兰文化影响很大，封面多以羊皮制成，有的还压有花纹，不但美观，还经久耐用。书页中常绘有装饰性图案，繁复细致，具有浓重的伊斯兰风格。从文献材质看，有木牍、桦树皮、羊皮、绢帛等，约5世纪开始，纸质文献多了起来，逐渐替代了其他材质。拥有如此多样材质的古籍，在国内其他地方也是少见的。

    汉文石刻拓片《裴岑纪功碑》和《刘平国刻石》是新疆现存最早的两通汉文石刻。前者是碑刻，原立在巴里坤，东汉永和二年（137）八月刻石，记敦煌太守裴岑率三千兵马击败匈奴呼衍王，保障了河西地区和西域的和平与安宁。《刘平国刻石》在新疆拜城县喀拉达格山上，刻于东汉永寿四年（158），记龟兹国左将军刘平国率6人凿岩筑亭，稽查行旅事。龟兹是西域大国，与汉朝关系十分密切。从石刻中可见，刘平国是汉人，在龟兹国任左将军，他所率6名部下中有“秦人”，即陕甘一带的汉人，还有至少2名羌人，可见龟兹国当时就是多民族聚居，汉人还可任很高的官职。

    从公元前至公元后9世纪，在塔里木盆地南缘，生活着一批古老的印欧人，他们的语言都属印欧语系，但语支各不相同，使用的文字也形式各异。如佉卢字是公元前5世纪传入印度，用来拼写犍陀罗语，后传入于阗、鄯善地区，在汉文古籍中被称为“驴唇书”。和田出土的佉卢字函牍，是用墨笔书写在先削好的木牍上，再用木片将文字盖上，缠以绳索，打结后置封泥槽中，充填封泥后，在封牍下面再写上收信人的单位和名字。这种木牍具有很强的私密性。

    佉卢字木牍有一种楔形木牍，这是鄯善国王的诏令，其独特的造型与其他木牍有明显的不同，这种楔形木牍只能由国王使用，具有特别的权威性，也保证了投递的迅速与安全。

    这次展览中展出了一种钱币，一面用汉文篆字标明币值，另一面正中为一马或骆驼，周围一圈佉卢字犍陀罗语，意为“大王，王中之王，伟大的、矩伽罗摩耶娑（钱币）”。这就是著名的和田马钱，公元2世纪在和田铸造。展出的还有一种双语钱币，即龟兹古币，一面是汉文篆字“五铢”，另一面为吐火罗文，币形类似中原钱币外圆内方。双语钱币是两种文化交流、结合最生动形象的表现，此外，钱币铸造自古以来就是政府行为，钱币上的文字是官方文字，如清乾隆统一新疆后铸造的钱币，正面是汉文“乾隆通宝”，背面用满文和察合台文标明铸造地。不同历史时期的双语钱币从另一个角度证明了新疆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

    《弥勒会见记》的多部写本

    公元3世纪至9世纪，在今新疆库车、焉耆、吐鲁番等地，使用的是另一种印度婆罗米文（中亚斜体）作字母的文字，被称为吐火罗文或焉耆—龟兹文。此次展览展出了这个文种的重要代表性文献《弥勒会见记》，这是5至6世纪的写本，1974年在吐鲁番发现，共44叶。这部文献被火烧过，残损十分严重，著名学者季羡林曾对其中的两叶做了翻译和研究。吐火罗文《弥勒会见记》是由圣月菩萨大师从印度语翻译过来的，是讲述佛教的未来佛弥勒生平事迹的一部原始剧本，共27幕。尽管这一写本残缺过甚，但仍被季先生称为“迄今为止所发现的这个文献最长的手稿残叶”。

    1959年4月，在哈密又发现了《弥勒会见记》的回鹘文译本，此次也在展览中亮相。这部回鹘文写本《弥勒会见记》是由智护法师根据吐火罗文译为回鹘文的，大约是11世纪的写本。此《弥勒会见记》每幕开端用红字标明地点，还标有出场人物和演唱曲调，被称为中国最早的剧本，在中国戏剧史上具有特殊的地位。

    20世纪初在吐鲁番还出土过《弥勒会见记》的其他几个残本，其中较好的本子被德国探险队拿走。这部戏剧之所以会有较多的写本，说明当时流传广泛。9至10世纪吐鲁番地区流行弥勒崇拜，每当佛教节日，《弥勒会见记》等戏剧在寺院里登台演出，以典型的人物形象、生动的故事情节和优美的语言对白吸引了大批观众，台上演员如泣如诉，台下观众如痴如醉。深奥的佛学哲理通过这种令人喜闻乐见的戏曲表演如涓涓溪水流入心田，被广大信众所接受。

    《玄奘传》的曲折经历

    回鹘文是维吾尔先人在9世纪至15世纪使用的一种文字，其留存的文献较多，但都是残书碎页。除《弥勒会见记》外，《玄奘传》也是一部有代表性的回鹘文文献，它全名为《菩萨大唐三藏法师传》，是僧古萨里根据汉文释慧立著《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翻译的，时间约在10世纪前后。这部文献约在1930年在新疆出土。

    回鹘文《玄奘传》不仅是汉文化与回鹘文化交流的产物，而且在其身上也反映出一部民族古文献的曲折经历。自其被发现后即被文物商人分割成几部分，时任北平图书馆馆长的袁同礼先生闻讯后即派其弟袁复礼教授前往新疆收购，共得240叶。另123叶被法国吉美博物馆收藏，94叶流向俄国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出土文物被分割、倒卖、流失国外，这在旧中国是文物常见的遭遇。北图收藏的240叶在1932年被德国学者冯加班女士借走，几经催要未有下文。不久二战爆发，以为从此归还无望，不料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炮火，这部文献居然安然无恙。1946年冯加班女士将其完璧归赵。有趣的是把原属海金（Joseph Hackin）的8叶也一并送给北京图书馆了。1951年，赛福鼎先生在北京大学东语系看到几种回鹘文古籍，大为兴奋，认为这些书对研究维吾尔古代语文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不久，国家民委即派员前去联系复制事宜。季羡林、王重民两位先生与向达教授认为北京图书馆藏的《玄奘传》更为重要，于是请冯家昇先生进行整理，并于1951年影印出版。在百废待兴的新中国成立之初，一部民族文字古籍得到如此厚待，足见党和国家对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视和保护。

    伊斯兰教在10世纪中叶传入新疆，陆续扩展到新疆各地。原来通行的回鹘文逐渐被用阿拉伯文拼写的哈卡尼亚文替代，到13世纪，又演变为察合台文，一直使用到20世纪30年代，留下了大量的文献，是维吾尔、乌兹别克等使用突厥语各族共同的历史文化遗产。

    展览中陈列了多种察合台文献，特别是两种纳瓦依诗集尤其令人关注。艾里希尔·纳瓦依（1441—1501）是维吾尔古典文学最杰出的创作者之一，他的作品对维吾尔文化、教育、文学、艺术等学科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纳瓦依的文化遗产在国内外使用突厥语各族人民的文化生活中也具有特别重要的地位。他的诗歌几百年来被不断传抄，世代相传。新疆自治区图书馆收藏的《纳瓦依诗集》字体优美，装帧典雅，书中页面多用金粉描绘，纹饰富有伊斯兰风格，是难得一见的精写本。

    蒙古族是新疆世居民族之一，新疆的蒙古族属卫拉特部，信奉藏传佛教，使用的文字是托忒蒙古文，是清顺治五年（1648）咱雅班第达根据卫拉特方言的特点在原来的蒙古文基础上稍加改进而成。托忒蒙古文有许多典籍存世。展品中有一部清代金银粉抄写的佛经，字迹工整端庄、一丝不苟，字里行间露出一种肃穆、虔诚的气息。

    展览中，一通碑刻的模型吸引了无数观众的眼球，上面展示的正是闻名遐迩的《优恤土尔扈特部众记》。土尔扈特是卫拉特蒙古四部之一，原在塔尔巴哈台一带游牧，明末清初迁至伏尔加河下游，乾隆三十六年（1771）不堪俄国欺压，举族返回伊犁。当时乾隆皇帝对此十分重视，亲自在热河木兰围场接见其首领渥巴锡等人，并用蒙语详询土尔扈特部历史和东归情况。乾隆皇帝还亲撰《土尔扈特全部归顺记》、《优恤土尔扈特部众记》两篇铭文，用满、汉、蒙、藏四体文字镌刻，立于刚刚落成的普陀宗乘之庙中，以表彰、纪念土尔扈特蒙古的悲壮义举。

    形式不同、文字各异的百余种古籍陈列在一起，琳琅满目，令人目不睱接。这些古籍年代跨度近2000年，充分证明了新疆自西汉中央王朝建立西域都护府始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2000多年来，新疆以其独特的地理条件，使四大文明通过丝绸之路在此交汇、凝聚、相融，又以其独特的自然条件，使几千年漫长历史过程中形成的古文献得以保存至今。

    （作者系国家图书馆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