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在今
李克农、钱壮飞、胡底（从左至右）被誉为中共中央情报系统的“龙潭三杰”
中国共产党自创建之日起就十分重视保卫保密工作，可以说“有党就有情报保卫工作”，比国民党还早了一步。这是因为当年中国共产党长期处于非法地位，在地下状态中活动必须高度注意自身安全。
1925年，中共中央选派顾顺章、陈赓、陆留3人到苏联学习，为今后创立情报保卫系统做准备。直到1927年5月中央军委特务工作科成立，共产党才有了专门的情报机构。特务工作科虽然只活动了3个月，却为中国共产党培养了最早的特工干部，此后成立的“中央特科”，骨干大多来自于此。
赫赫有名的“中央特科”
在中共中央情报保卫系统，“中央特科”赫赫有名。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后，共产党再次转入地下。在周恩来的倡议下，1927 年11月“中央特科”在上海成立。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央特别委员会，直接领导“中央特科”的工作。如果说，此前的特务工作科还是个临时机构的话，“中央特科”就是专业的情报保卫机构了。
随着组织的壮大，“中央特科”之后又下设了四个科：一科总务，负责中央机构的警卫与其他事务工作。二科情报，负责打入敌探机关，侦获情报。三科红队，主要任务是惩办叛徒内奸。四科负责筹建无线电。
总务科的重要任务是保障中央会议，另外还负责营救被捕同志。1929年8月，中央军委委员彭湃、杨殷被捕，周恩来在上海策划了劫刑场行动。当敌人将彭湃、杨殷押赴刑场时，红队化装成摄影队半路截击，但由于沿途警戒森严，运送的武器来迟，手无寸铁的红队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囚车经过。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罗亦农就义后，他们冒险收殓遗体，还竖立了化名“罗四维君子之墓”的石碑。
二科完全在搞特务工作。他们的关系遍布社会各界，其中支持袁世凯当皇帝的“筹安会六君子”之一杨度，也经周恩来批准秘密加入共产党。
三科红队是行动组织，20多条好汉在上海滩出生入死。罗亦农被叛徒何家兴、贺治华夫妇出卖后英勇就义。红队誓死报仇，满城追杀，何、贺二人刚刚躲到蒲石路居住，第二天就被红队追上门惩罚。出卖彭湃的叛徒白鑫曾任中央军委秘书，掌握内情甚多，中央命令红队将其除掉。经过精心策划，就在白鑫动身离沪之际，红队将其击毙。
四科的无线电工作由周恩来亲自部署创建。以往，共产党传递情报的方式主要是靠邮政通信，但经由国民党控制的邮检很不可靠。1928年，中共中央决定建立无线电。周恩来指派李强自行装配电台，指派张沈川考入国民党的无线电学校，还选送涂作潮等4人到苏联伏龙芝军事联络学校学习无线电技术。1928年春，周恩来亲自编制了第一部密码“豪密”，并确定了秘密工作的方针和方法。1930年9月，周恩来又在上海举办训练班，为各地苏区和红军部队培训无线电干部。
总结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往往要说毛泽东开辟了农村根据地，创建了红军。那么还应该说，周恩来开辟了城市秘密工作，创建了情报保卫工作。
可以说，“中央特科”的情报保卫工作起点颇高，成绩卓著。国民党印发的《特务工作理论与实践》就曾做如此评价：他们虽无经验可言，然以主持得人，本着学习及创造的精神，定出整个的计划，按照一定的步骤，脚踏实地向前努力。为时不到3年，竟有惊人的发展与奇异的成绩。我们站在客观的立场上，也不能不佩服他们的奋斗精神啊！
国共大斗法
很快，国共双方的情报保卫机构就有了直接交锋的机会。 1937年4月25日，发生了周恩来劳山（延安附近的一个地方）遇伏事件。该事件表明，延安的安全状况十分严峻，毛泽东也几次遭遇危险。一次，杨家岭中央大礼堂召开大会，散会后，毛泽东和王明乘坐一辆汽车回家，车上居然混入一个国民党特务。正当特务手持匕首企图行凶时，王明的警卫员及时将其擒住。还有一次，就在保安处的门口，竟有特务向路过的毛泽东投掷手榴弹。
共产党认为要对付国民党特务的破坏，不但要防守，还要以攻为守。距离延安最近的大城市是西安，西安的情报保卫工作就显得格外重要。其实在1936年底西安事变发生时，周恩来在帮助张学良和杨虎城应对局面的同时，心思细密的周恩来在返回延安前已经在西安留下精到布局：设立公开、半公开、隐蔽的机构3个。公开机构八路军西安办事处，主任为“特科”时期的无线电专家伍云甫；半公开机构中共陕西省委，书记为老地下党员欧阳钦；隐蔽机构西安情报站，负责人为前中央交通局局长吴德峰。其中，西安情报站发展了诸多重要的关系。胡宗南司令部机要室副主任戴中溶、侦缉队长肖德等，都秘密为中国共产党服务。周恩来安插到胡宗南身边任副官的熊向辉，也由西安情报站联系。
1941年初，国民党突然发动皖南事变，新四军几乎全军覆没。残酷的现实再次提醒中共中央：必须预防突然袭击，进一步加强情报保卫工作。1941年9月，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央情报部（以下简称中情部）。
中情部是在原中央社会部（以下简称中社部）的基础上，与军委总参谋部的一部分合并而成。中情部与中社部是一个机构两块牌子，主要任务是军政战略情报的获取与研究。中社部部长康生兼任中情部部长，副部长3人：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副总参谋长叶剑英、中社部副部长李克农。康生把自己的主要精力投入政治运动，王稼祥因病没有到职，叶剑英来得不多，部里的工作实际上由李克农主持。当年“中央特科”的“龙潭三杰”，钱壮飞在长征途中遭到敌机轰炸离散牺牲，胡底在长征中被肃反错杀，只剩李克农一人，被公认为党内的情报专家。但此时共产党秘密战线的宿将干才，纷纷走上情报第一线。周恩来驻扎国民政府的陪都重庆，负责与国民党中央联络，同时领导中共南方局的秘密工作。南方局的情报关系打入国民党深处，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处、机要处、军统、中统和宋子文、孔祥熙、白崇禧、陈诚、戴笠身边都有秘密共产党员。
共产党的新战术：长期隐蔽
国民党中统专门负责反共特务工作，局长徐恩曾此时敏锐地看到中共已经“实现一百八十度大转变”，立即派人潜入延安，从抗大得到一本教材《党的策略路线》。徐恩曾从中判断共产党情报部门的新战术是：“就是要每一个地下工作人员，人人都有正当的职业，生活言行都和普通人一样，让别人丝毫看不出他是共产党员，这就是共产党新地下战术的特色——长期隐蔽。” 徐恩曾自诩为反共专家，自称“在抗战以前，共产党的任何最高机密，我们都清清楚楚”。那时，中统的侦破常常令对方防不胜防。可是，此时的徐恩曾却陷入困惑之中，“共产党这一套新的战术，带给国民政府无穷的困扰，我更是首当其冲。”
随后抗日战争的新形势，给中国共产党的情报工作提供了大展身手的舞台，而此时的国民党情报工作却走入困境。全民抗战，使共产党有了合法地位，有权谴责政府对人民采取特务手段，饱受国民党特务欺凌的民主党派人士也同声响应。由蒋介石一人控制的中统、军统声名狼藉，就连国民党内部也是怨声载道。徐恩曾叹道：“共产党对于特务的攻击，就是这样。天天如此，月月如此，穷年累月，永不倦怠地宣传下去，一般人的心理上便在不知不觉中受其感染了……起先只是共产党员单独在骂我们，别人没有搭腔，后来社会人士对我们也投以憎恨的眼光，甚至自己阵营的同志也不相信我们。我是感到孤立了，我的同伴们，他们也有同样的感觉，他们觉得他们所做的是一件‘不名誉’的工作。这一时期，是我的工作最感苦闷的时期，反过来说，当然是敌人最感称心如意的时期了。”
徐恩曾认为国民党特务是共产党骂臭的，可是国民党掌握的宣传手段比共产党多得多，为什么不反过来把共产党的特务也骂臭？这是因为，共产党的特务工作不主张采用下三滥手段，而是巧妙地将秘密情报工作与公开的统战工作结合起来，广交朋友。
（摘自《中国秘密战：中共情报、保卫工作纪实》，金城出版社2010年1月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