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惠林

    （上接9月8日第七版）

    发展低碳文化产业， 建构产业发展两型模式

    环境造成的重大灾害是人类社会面临的最紧迫的生存危机。也正因为此，世界正走向低碳经济时代。低碳问题将不再仅仅是经济和政治问题，而且也是社会和文化问题，成为衡量未来社会与国家文明程度新的道德标准。低碳也将因此成为一种战略和战略武器，成为一种话语权，成为必然的公共政策选择。世界秩序和力量格局也或将因低碳问题而重构。

    一般说来，文化产业属于低碳经济范畴，属于低碳产业。但实际上，文化产业也有“低碳”和“高碳”之分，“节能减排”不仅仅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问题，也是转变文化产业发展方式的问题。

    文化产业在当代中国的战略性崛起，是被作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出来的。“云南现象”之所以值得人们关注，一个在今天看来更为重要的原因，就是造就这一现象的人们在文化产业发展的历史进程中，恪守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的发展理念，建构起了文化产业低碳发展的两型模式。文化产业不是消耗文化资源的机器，而应当是文化资源再生的工作母机。历史民族文化资源是稀缺性文化资源，有的甚至是不可再生性资源。保护文化多样性就像保护生物物种多样性一样，必须确保它的物种传承所必需的资源和环境条件。文化产业发展要为中华民族文化资源的“基因库”不断提供可再生的物种资源。在云南，无论是走在“茶马古道”上追寻昔日马帮的山间铃响，还是在“消失的地平线”上表达对玉龙雪山神圣的膜拜，人们无不可以看到云南在文化资源的有效开发中，把可能造成的对资源和环境的破坏降低到一个可控制的安全红线之内。在文化资源的开发和文化产品的生产过程中，任何形式的破坏和“乱砍滥伐”，在这里都被看作是一种文化犯罪。正是由于有了这一份坚守，这才使得民族文化的多样性没有被消蚀在市场经济的浪潮中，这才使得文化产业发展的“云南现象”具有了文化的审美价值。“云南现象”所展现的正是这样一条以建设文化生态文明为主导的文化产业发展之路。

    作为世界上有着悠久历史的文明存在，伦理文明一直是中华文明的道德高地。低碳理所当然地应当成为今天中国发展的道德文明准绳。因此， 低碳问题，不仅是经济问题，而且是文化问题，是一个基于什么样的道德标准科学发展的问题，因而是一个生态文明问题。文化产业是人类文明发展的社会形态，低碳是它的本质特征之一，因而也是文化产业发展战略问题。中国应当建立文化产业GDP增长万元能耗的“碳排放”标准， 积极发展低碳文化产业，大力推进文化环保，在文化资源的开发中实现文化资源的持续积累，在文化经济的发展中实现文化产业发展方式和增长方式的战略性转变，建构文化产业低碳发展的两型模式，应当成为“十二五”时期中国文化产业发展的战略选择。

    建立以普惠性为主、 以定向性为辅的政策体系

    国际上推动文化产业发展有两种基本的政策选择模式：一种是以日本、韩国和我国台湾地区为代表的东亚型产业政策；一种是以英美为代表的欧美型竞争政策。东亚模式比较注重于通过政府制定产业政策来推动文化产业的发展，而欧美模式则更强调通过维护市场竞争为文化产业发展提供一种制度环境。

    产业政策的好处是，当一国经济处于发展的早期，政府容易通过对未来产业发展方向的把握来引导市场，从而避免企业由于投资风险过大且不易把握而遭遇损失，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产业政策具有一定的安全预警作用。文化产业是一项高风险性产业，在一个尚未充分发育的文化市场，由政府通过制定文化产业政策来引导文化产业投资，培育文化产业市场，不失为防范风险的稳妥选择。尤其是像中国这么大的一个经济体，如果在参与国际文化市场竞争，接受全球化的挑战的过程中，不采取渐进式的文化产业发展政策，其危机是可想而知的。

    然而，同时也必须看到，由于文化产业有着其他产业所没有的以内容生产和提供为主要行为特征的发展规律，而人们的文化消费习性也并不像人们的物质消费那样具有可控的规律性，因此，对于文化产业发展方向的把握，政府并不比文化投资主体更具有信息上的优势。例如，近10年来我国动漫产业、网络游戏产业以及创意产业集聚区的形成和发展，就都不在最初的政府关于文化产业发展的“十五”规划之中。

    在今天的中国，文化产业一方面还尚未走出它的早期发展阶段，另一方面，文化产业又被界定为国家战略性产业。因此，战略性产业政策的选择和制定就成为一种重要的国家战略。在后危机时代的全球产业重组的过程中，中国文化产业转变发展方式，作为一种战略性产业的成长，特别需要政府创造和提供宽松的政策环境，特别是提供公平竞争的行业准入政策。当中国文化产业发展进入到国家战略性产业阶段的时候，应优先实施普惠性而非定向性的文化产业政策。政策目标对文化产业发展的定位越高，越需要普惠性而非定向性的产业政策；同时定向性产业政策也需要确定合理的政策覆盖面。中国文化产业发展应逐步走出由政府特事特办的方式和通过倾斜式优惠产业政策来支持个别行业的政策模式，实践证明，这样做的成本太大。定向性产业政策已经导致了企业对政府的不良博弈。中国需要制定普惠性的文化产业政策，逐步地从直接的、定向性的产业扶持政策、优惠政策，向普惠性而非定向性的文化产业政策转变。

    从国家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和经济发展方式的战略目标出发，实行定向性文化产业政策和普惠性文化产业政策的有机结合，并逐步建立以普惠性为主、以定向性为辅的我国文化产业政策体系。这就需要我们在文化产业发展方式和发展经验选择上，必须超越东亚经济体曾经成功实施的“产业振兴”的政策经验，寻求中国模式的创新。战略性产业更多地是从国际政治和国家安全的角度出发、界定的。文化产业作为我国的战略性产业必须具备国际竞争力和国家文化安全能力。因此，创建新的与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这一目标定位相适应的文化产业政策，也就自然地成为未来我国文化产业能否实现转变发展方式的关键。（全文完）

    （作者单位：上海交通大学国家文化产业创新与发展研究基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