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鼓舞人心绵延不绝的力量
——抗战文艺作品回眸
新华社记者 璩 静 廖 翊 白 瀛
今年是抗战胜利65周年。在这65年里，我们铭记着整个民族的伟大抗争。在这些回忆里，包括文学、音乐、戏剧等在内的抗战文艺作品始终为我们展现着那鼓舞人心绵延不绝的力量。
那些脍炙人口的抗战文艺作品，或悲壮慷慨，或金戈铁马，或柔曼深情，无不在提醒，这个民族有过怎样的艰难，又有着怎样的坚强。抗战文艺作品，已经成为整个民族的集体记忆。曾经，它们因为这段特殊的历史而成为经典；现在，这段历史也因它们而永远鲜活。
这些文艺作品，将始终为我们提供进步的力量。
抗战文学： 刺向日本帝国主义的刀和枪
“很多青年是受到一部文学作品、一首诗、一支歌或一出街头短剧的感动和激励，毅然走上抗日战场的。”中国作协副主席何建明说，“在全民族同日本侵略者进行殊死搏斗的波澜壮阔的历程中，中国作家也组成了一支英雄的队伍，积极投身到抗日救亡的第一线，以笔为枪，用他们手中的笔，发出民族的最强音。”
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中国文学界扬起战旗金戈。1938年3月27日，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下称“文协”）在汉口成立，其《发起旨趣》真切地反映出文学和文学界面临的使命：“团结起来，像前线战士用他们的枪一样，用我们的笔，来发动群众，捍卫祖国，粉碎敌寇，争取胜利。”
抗战的烽火，把小说家、诗人从狭小的都市生活圈，卷进战火纷飞的前线和流离失所的难民群中，使他们望见了比过去一切更为广阔真实的远景。被誉为“中国解放区文艺的代表性作家”的孙犁在回顾自己的文学道路时说：“伟大的抗日战争爆发了，写作竟出乎意料地成为我后半生的主要职业。”
“人说，无用的笔啊，把它扔掉好啦。然而，祖国呵，就是当我拿着一把刀，或者一支枪，在丛山茂林中出没有时候罢，依然要尽情地歌唱，依然要倾听兄弟们的赤诚的歌唱……”
这字字铿锵的诗句，是著名文艺理论家、诗人胡风在烽火漫天的抗战岁月中所作的名篇《为祖国而歌》。抗日战争爆发后，身为文协常委的胡风编辑出版了《七月诗丛》和《七月文丛》，并辗转于汉口、重庆、桂林等地从事抗战文艺活动。
艾青，作为中国现代诗的代表诗人之一，也在烽火中汲取诗情，出版了《北方》、《向太阳》、《旷野》、《火把》、《黎明的通知》等9部诗集。“中国的苦痛与灾难，像这雪夜一样广阔而又漫长呀！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寒冷在封锁着中国呀……”艾青到了延安以后，创作风格起了明显变化。他的诗作倾诉着民族的苦难，歌颂了祖国的战斗，渗透着时代气氛，笔触雄浑，气势壮阔，奋发昂扬。
抗战文学也与老舍的名字紧紧联系在一起，这不仅因为他主持了文协的工作并率领文艺界开展抗战文学活动，更因为他在抗战后期创作的长篇巨著《四世同堂》描写了北平胡同中四代祖孙惶惑、饥饿、偷生的人生，无情地鞭挞了民族弱点，揭露了日寇和狗汉奸的凶残与无耻，抒写了抗日人民的爱国激情和崇高的民族气节。
茅盾以一位严肃作家的高度历史责任感和敏锐的政治神经为抗日民主运动和抗战文学的发展与胜利奔走呼号。抗战八年，他的足迹遍布大半个中国。《第一阶段故事》、《腐蚀》……他的小说也代表了抗战文学创作的水平和发展方向。
无论是东北、华北沦陷区还是上海“孤岛”与香港，抑或是桂林、重庆、昆明等大后方，或者陕北、晋冀鲁豫和胶东、苏北等抗日民主根据地，乃至海外的华侨界，都有大批作家把笔墨投向抗战领域。大量燃烧着血与火的文学作品不断涌现，抗战、救亡成为当时中国最重要的文学潮流。
巴金的《寒夜》、《憩园》，艾芜的《故乡》、《山野》，张天翼的《华威先生》，姚雪垠的《重逢》、《戎马恋》，萧红的《生死场》、《呼兰河传》，田间的《给战斗者》、《抗战诗抄》，臧克家的《从军行》、《向祖国》……抗战小说和诗篇形成了抗战文学创作领域中最有影响的一支劲旅，为抗日民主运动的推进倾尽了呐喊的责任。
一向被归于“鸳鸯蝴蝶派”，精于写男欢女爱的张恨水，为抗日救亡披肝沥胆，留下的作品中有关抗战的文字竟达800万言之多。从1931年开始，他的《满城风雨》、《似水流年》、《锦绣前程》、《啼笑姻缘续集》等小说里的主人公，经历过感情的挫折和现实的坎坷，最后无一例外地走向了抗日的洪流。
郁达夫、台静农、适夷、夏衍、丁玲、沙汀、何其芳、卞之琳、萧乾、刘白羽、荒煤、吴伯萧等飘散在各个流派的创作者，在抗战爆发后抛弃前嫌、相互呼应、相互砥砺，走在了抗战文学的最前沿，使文学创作最大限度地服务于抗日斗争。
“抗战文学是现当代中国文学史的一条血脉。”著名文学评论家雷达表示，抗战文学真实深刻地记述了日本侵略军暴行带给中国人民的深重苦难，鲜明生动地表现出中国人民威武不屈的伟大品格和充满牺牲精神的英雄形象，激励着一代又一代读者和广大人民群众为追求民族解放、民族独立和民族复兴而奋斗。
抗战歌曲： 民族魂魄的经久回响
“感人的歌声留给人的记忆是长远的。无论哪一首激动人心的歌，最初在哪里听过，哪里的情景就会深深地留在记忆里。”著名散文家吴伯萧的感受，真实反映了抗战歌曲的神奇魅力和隽永生命。
中华民族在抗日战争中抵御外侮、浴血求存的悲壮历史，留给亲历者及后人难以磨灭的记忆：铁蹄下的苦难与呻吟，可歌可泣的英雄故事，一寸山河一寸血的国土……中华民族在最危险的时候所迸发的呐喊、怒吼与热血，所昂扬的奋争、不屈与壮烈，通过一首首抗战歌曲，传递于四万万同胞的热血中，传扬在中华民族灿烂的史册里……
“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我的家，在山西，过河还有三百里。”“万里长城万里长，长城外面是故乡。”……一个个被日寇铁蹄蹂躏的中国地名，出现在《松花江上》、《黄河大合唱》、《长城谣》、《嘉陵江上》等著名抗战歌曲中，让每一个同胞闻之恻然。在中国人的心中，家与国从来紧密相连。抗战时期，这种关联达到中国人情感的极致！
“满耳是大众的嗟伤，一年年国土的沦丧”的情势，“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的危境，成为包括音乐家在内的全民惊觉。词曲作家发出了“保卫华北，保卫黄河，保卫全中国”的警号，发出了“大刀向鬼子头上砍去”的怒吼，挥扬出“四万万同胞心一样，新的长城万里长”的豪迈。
这一时期，作为伟大中华民族的象征，“黄河”“长城”“太行山”等在抗战歌曲中等得到空前强化。“我们在太行山上，山高林又密，兵强马又壮。”“我们战斗在这里，每一寸土地都是我们自己的。”……为国土而战，为生存而战，为自由而战，凸显出全民抗战的正义与神圣。
“中国音乐家投身抗日洪流，创作了一大批代表广大人民心声、充满爱国主义激情、具有很高艺术水平的作品。”前中国音乐家协会主席傅庚辰道出了抗战歌曲何以流传全国、感奋全民的原因。
一曲《松花江上》，唱尽东北沦亡血泪史。作曲家张寒晖目睹流亡同胞的悲惨境遇，深感悲愤。他将北方女性的哭声艺术化，谱成《松花江上》的曲调，以如诉如泣、壮烈低回的情韵，诉说着国破家亡的困难与悲愤，表达了同仇敌忾、共赴国难的决心，引起全国民众极大共鸣。
创作《黄河大合唱》时，作曲家冼星海用歌颂曲形式写成《黄河颂》，以朗诵歌曲形式呼应朗诵《黄河之水天上来》，以民谣式手法吟唱《黄水谣》，用叙事体写就《河边对口唱》，以轮唱、合唱形式分别谱就《保卫黄河》、《怒吼吧，黄河》，旋律波澜起伏，层次鲜明，扣人心弦；他充分吸取陕北、山西一带的民间音乐营养进行创作，运用民族音乐风格、民间音乐素材和民间表演形式，创造了新的民族形式、民族气派与时代特征相结合的大型声乐套曲形式，使《黄河大合唱》既具有鲜明的民族特点，又富有强烈的时代精神，成为彪炳中国音乐史册的不朽篇章。
“国亡家破，祸在眉梢，挽沦陷全仗我同胞！”“风在吼，马在叫，黄河在咆哮！”……这一特殊时期的中国音乐家们，以自己宝贵的青春与热血，以自己高度的责任与自觉，迸发出炽热的激情和绚烂的才华，谱就了中华民族历史上最辉煌的音乐旋律，赋予这些歌曲强大的影响力和生命力，为民族的生存与独立作出了突出贡献。
今天，当我们传唱《义勇军进行曲》、《毕业歌》、《黄河大合唱》、《太行山上》、《游击队歌》、《松花江上》、《旗正飘飘》、《团结就是力量》等不朽抗战歌曲时，我们感受到的不只是旋律和音符，更是民族魂魄的经久回响！
抗战戏剧： 全民运动的精神力量
中国戏剧工作者在抗日战争中是坚定勇敢的，他们弘扬并发展了中国戏剧工作者的进步传统和战斗传统。
抗战戏剧的主力是话剧。抗战爆发后，沿海话剧力量的一大半都进入内地和敌后，投入抗战。戏曲队伍也不落后。以京剧为代表，抗战使得这个队伍，特别是很大一部分上层人物受到巨大震撼，获得了深刻的政治觉醒和艺术觉醒。
话剧界早在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后就开始了抗日戏剧的编演。最突出的是田汉，他创作了《乱种》、《战友》、《回春之曲》等一系列作品。其后像尤兢（于伶）、凌鹤、洪深等剧作家都有抗日剧作问世，陈鲤庭的街头剧《放下你的鞭子》演遍了南北。这些戏为抗战时期的剧运做了准备。
抗战开始后大约半年时间，上海、北平、南京、天津等地区的话剧工作者纷纷进入内陆。中国话剧分散到了3个区域：以重庆为中心的国民党统治区话剧、以延安为中心的抗日民主根据地话剧、以上海为中心的“孤岛”和沦陷区的话剧。3个区域的话剧各有特点：延安和敌后地区的话剧力量由我党直接公开领导，虽然条件艰苦，但没有多少内部矛盾；上海、平津等地话剧界人士是在日寇屠刀下开展剧运，后期尤为危险，比较低调，但要保持中国剧人的尊严；重庆、桂林等地的情况则复杂而微妙。
重庆进步的话剧队伍基本上是在南方局周恩来的领导和影响之下，体现在舞台实践上，除了创作了大量直接鼓舞抗战热情、宣扬爱国主义精神的剧目，如曹禺、宋之的的《全民总动员》、吴祖光的《凤凰城》、夏衍的《法西斯细菌》等，还编演了许多批判国民党倒行逆施、贪污腐化、压制民主自由等社会不公的话剧，如曹禺的《蜕变》、阳翰笙的《天国春秋》、郭沫若的《屈原》、陈白尘的《结婚进行曲》、茅盾的《清明前后》等。此外，当时重庆舞台上还有一类重要的话剧，包括曹禺的《北京人》、《家》，吴祖光的《风雪夜归人》，杨村彬的《清宫外史》，夏衍、于伶、宋之的合写的《戏剧春秋》以及不少外国名剧等，都蕴涵着深厚的人文主义精神，是反封建反社会黑暗的作品。
京剧界通过100多年的市场运作，已经形成相当高的艺术水平和商业属性，绝大多数京剧工作者都在沿海大城市安身立命。抗战开始后，他们除少数剧团和艺人如李紫贵、金素秋等外，大多不可能奔入内地抗战，但京剧界在民族危机严重的局势下，依然显示出爱国的正气。
“九·一八”事变后，京剧界代表人物梅兰芳明显感到一种威胁，因此他很快就全家由北平搬到上海，编演了《抗金兵》、《生死恨》等以反侵略为主题的京剧作品。抗战开始前，他又借机到香港演出并就此长留香港，还蓄须明志。太平洋战争后香港沦陷，他回到上海，从此告别舞台。日寇、汉奸胁迫他为“大东亚战争胜利”一周年作祝贺演出时，他给自己打伤寒预防针引发高烧，宁肯身体受损也不演出。
周信芳在“九·一八”事变后就编演了《明末遗恨》、《洪承畴》等京剧，“八·一三”事变后又编演了《徽钦二帝》、《香妃》等剧目，都是警惕亡国惨痛、批判汉奸奸臣的作品。他还在舞台口两侧贴出预告海报，一边是《文天祥》，一边是《史可法》。明知不可能演出，但以两位民族英雄之名激励观众，在当时影响极大。
杨小楼在抗战前就拒绝为汉奸演出。抗战开始后，在北平敌伪统治下的他坚决不登台，一直到死。
在北平、上海、重庆、桂林等地的许多班社、剧社，不分地域，都努力演出各种反侵略、反投降、反汉奸、鼓舞爱国热情的剧目，并有不少新编戏，如田汉的《江汉渔歌》等。许多地方剧种，特别是身处战区的剧种如汉剧、楚剧、湘剧、桂剧等的情况也同京剧类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