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  湾

    据有关媒体报道，新中国最后一部未被改编成电视剧的红色经典小说《红日》，已拍摄成同名电视连续剧。我不禁想起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根据《红日》改编的同名电影，这部由瞿白音改编、汤晓丹导演的忠实于小说原作的战争大片，在“文革”中曾被江青一伙诬为“大毒草”。其一大罪名就是所谓张灵甫宁死不降，形象过于光辉，在国共双方形象大比拼的时候，取得了压倒性的胜利……为此，在一九六六年那个不堪回首的冬天，小说作者吴强首当其冲地遭到运动的冲击，被迫靠边劳动、隔离审查、投入监牢长达十年之久。

    那么，吴强是怎样的一个作家，他又为什么要写这样一部小说呢？

    吴强是解放战争的亲历者。他原名汪大同，江苏涟水人，生于一九一○年，一九三三年在上海参加左翼作家联盟，一九三八年八月十五日投笔从戎，在皖南泾县云岭村参加新四军，次年十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任新四军政治部宣教部干事、科长，苏中第二分区政治部敌工部副部长。在战火纷飞的年代，他一面用手中的枪对敌英勇作战，同时用手中的笔反映部队和根据地的火热生活，写下了独幕剧《一条战线》、《激变》、《皖南一家》等十多部作品，创作了《叶家集》、《小马投军》等中短篇小说。解放战争期间，他作为苏中军区政治部副部长、华东野战军六纵宣教部部长，亲历了第二次涟水战役与莱芜、孟良崮、淮海、渡江等著名战役。一九四七年五月十七日，即孟良崮战役胜利结束的第二天上午，吴强在驻地的村口，亲眼目睹了张灵甫这位梦想“立马沂蒙第一峰”的“天之骄子”“常胜将军”，最终躺在一块门板上被解放军战士从山上抬下来的情景，由此，他萌生了一个念头：要把从涟水战役到张灵甫死于孟良崮这个“情节和人物都很贯穿的故事”编织起来写一部长篇小说！

    然而，部队每天都在行军打仗，根本静不下心来写作。但他心里总是想写，好像有一种魔力在激励着他，走也想，坐也思，就连梦中也在思考着小说中的人物和情节，搅得他神魂颠倒，如痴如狂。

    新中国成立后，吴强任华东军区政治部文化部副部长，一九五二年转业到地方，历任华东军政委员会文化部艺术处副处长、中共中央华东局宣传部文艺处副处长、中共上海文艺工作委员会秘书长。经过长期的艺术构思，他终于带着八万字的《红日》故事梗概和一大皮箱资料躲进南京军区招待所一间僻静的房间，开始构筑这项浩大的工程。

    他每天工作十五六个小时，抽两三包烟，不完成六千字的任务不上床。直抽得口舌发麻，吃饭味同嚼蜡，胸中隐隐作痛。虽说住在招待所，却常常错过开饭时间，一天吃一顿饭是常有的事。他完全沉浸在创作的欢愉之中。这样废寝忘食地写作，对他的身体摧残简直到了令人吃惊的地步。他两鬓生了许多白发，满脸皱纹，憔悴不堪，连走路也力不从心。有一次晚饭后上街散步，竟撞在一棵树上，还向那棵树连声致歉，引得行人驻足哄笑，以为他神经错乱。初稿完成的当天，他感到身上再也没有一丝力气，只得住进了医院输液。半个月之后，身体稍稍复元，他又提着皮箱来到了杭州的一个部队招待所写第二稿。这道工序仍不轻松，需要重新遣词酌句，工整抄写，整整持续了四个月，才算圆满地画上了句号。而此时，他的体重已由七十四公斤下降至五十八公斤，几近虚脱。

    吴强在南京写作时，南京军区第三政委、江苏省委第一书记江渭清和南京军区副司令员王必成不时抽身到他的住所看望，经常给予他勉励和关照。因此，《红日》写成之后，他首先将小说打印稿送给王必成审阅。王必成看后，内心里认为小说动人，但是他却说要江政委拍板敲定。未料江渭清一看书稿，又喜又气，把吴强好好熊了一顿。他说：“中国革命战争，每一个胜利都是毛泽东军事路线的胜利。我们这个部队的光荣战绩，是刘伯承、邓小平、陈老总和粟裕指挥得力嘛，成绩怎么能记到六纵队身上？当然人物是虚构的，但番号是真实的。读者一看六纵的司令和政委，就自然误会我和必成同志了。我认为我不能贪功，我们共产党人的天职就是为人民服务。文学作品当然是为工农兵服务的，写工农兵，你吴强一点也没有错。但话又得说回来，六纵是真实的，那么司令和政委也是帽子底下有人啊！反正我解决不了这个生活的真实和艺术的真实的辩证统一关系。我只知道，我们的一切胜利，归功于党，归功于毛泽东思想……”吴强被江渭清熊得一言不发，只是默默地抽烟。这是因为，当年江渭清是他的顶头上司，又是战友，情谊深厚。他寻思，孟良崮战役是六纵打的，小说中不提六纵是不可能的。尽管主要的反面人物张灵甫用了真名，但六纵的主官却用了化名，他也只能做到这一步了，至于这样来处理历史真实和艺术真实的关系究竟行不行，反正最后要送总政文化部审定后才能出版，干脆就把矛盾上交吧！应该说，江渭清是富有政治斗争经验的，果不出所料，到了史无前例的“文革”年代，他简直就成了“炮制”《红日》的“罪魁祸首”。许许多多的大块文章骂《红日》是为他和王必成树碑立传，批《红日》宣扬战争恐怖，是一部反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大毒草。这是后话。

    《红日》的送审和出版确实遇到了麻烦。吴强先是将小说打印稿寄给了人民文学出版社的负责人，等了很长时问，杳无音讯。他不得已亲自来京，跑到人民文学出版社把稿子要了回来，直接送到总政文化部“解放军文艺丛书”编辑部，交给了出版编审处处长马寒冰。又等了半年，仍无人与他联系。无奈之下，他只得向老战友沈君默求助，设法与中国青年出版社接洽。沈君默是《渡江侦察记》的作者。《渡江侦察记》的电影文学剧本就是由中青社出版的，不到一年的时间里，连印了几次，发行达六七十万册，深受读者喜爱。一九五七年五月，沈君默在一个星期天找到中青社文学编辑室主任江晓天家，表示他的新作《海魂》仍愿交由中青社出版，同时向他讲述了吴强长篇小说稿的遭遇，说：“我知道你们只看作品，不管作者有名无名。把他的《红日》送给你们出版好吗？”江晓天笑笑回答：“马寒冰我熟，我给他打个电话，催催他叫‘解放军文艺丛书’编辑部的同志快看，如稿子行，就列入‘解放军文艺丛书’，由我们中青社出版。”沈君默说：“还是由我把稿子拿来给你，你们看得快，作者已经委托我代办。”第二天，他就抱着大包稿子跑到江晓天家来了。

    当时，江晓天正在中央党校学习，他抽出一天半的时间将四十万字的稿子浏览了一遍。因他原本也是新四军，虽未亲历《红日》中所写的三次战役，但这三次战役的胜利和挫折，都曾牵动过他的心，所以，他越读越受感染，心里充满愉悦和兴奋之情。同时，他被作品的艺术魅力深深吸引，从宏伟、激烈的战争场面中，几乎嗅到了昔日的炮火硝烟味，备感亲切。最令他感佩的是，吴强笔下众多的人物形象，大都各具个性特色，鲜明生动。尤其是对国民党军的高级将领，如七十四师师长张灵甫的形象刻画，不是简单化的漫画式勾勒，而是敢于写他的顽强、狡诈和凶狠，敢于挖掘他的内心世界。江晓天觉得，这正是真实生活的艺术再现，从而体现出我军胜利的来之不易，有力地讴歌了我军将士大无畏的牺牲精神。此外，小说还用相当的篇幅写了我军高级干部的爱情。自新中国成立初期错误地批判了碧野的长篇小说《我们的力量是无敌的》之后，军事题材作品几乎再也看不到爱情生活的描写了。由此，江晓天感到，《红日》是一部有重大突破的军事题材作品，看完稿子的当天晚上，他就把它作为向建军三十周年献礼的重点书稿交给了编辑室副主任陶国鉴。他之所以选择陶国鉴来当《红日》的责任编辑，是因为陶国鉴也曾是新四军，既熟悉这段历史，也怀有深情。

    陶国鉴是个长于做案头工作且非常仔细认真的老编辑，一个月后，他向江晓天汇报，吴强的《红日》确实写得很好，文字技巧也无须作多少加工，稿子已发排了。不过，石东根连长这个人物，有些描写可能会在社会上引起争议，看是否需要作一些删改？江晓天知道，他指的是吐丝口战斗中一个连出了两个英雄班，活捉千余名俘虏，连长石东根在欢庆会餐时酒喝多了，高兴之下，穿上缴获敌军的将官服、大皮靴。挎上指挥刀，骑上大马到野外奔驰的情节。江晓天想了想回答：“石东根那样是有点‘出洋相’，不过军长已批评了他，事后他也感到后悔。再说，生活中人物的个性是多种多样的，这样描写更能表现生活的多彩，也显得很真实，就不必向作者提出修改意见了。”

    尽管稿子不必作大的修改，但距离八一建军节只有一个多月了，为了争取时间，陶国鉴经与校对、美术设计、印刷装订、发行、宣传等业务部门紧急协商，制定了一个保证“八一”出书的工作日程表，并把中青社为《红日》的出版一路大开绿灯的情况及时写信告诉了吴强。吴强高兴地回信说：“你们对这部东西，采取热情的态度，紧急的步骤，我很满意，大样来不及，我就不看了。”一部书稿的大样在北京与上海之间来回邮寄，当时确实麻烦又误时，但对不再看大样，吴强心里又不太放心。因此，就在文学编辑室紧张地看校样之时，吴强又连续来了六封信，每封信都提出一二处小的改动。吴强很动情地在信中写道：“现在可能发了稿，在书未和读者见面之前，心总是不安的，因为一本将近四十万字的书，在经济上要花好多万元的本钱，你们和印刷工人的劳动也很大，倘使保存许多毛病在书里，是很难过的。哪怕是个别字句不妥，也会引起这种难过，除非是作者自己为精力所限而确实无法补救的，为此，还得麻烦你们一下……”为使吴强放心，陶国鉴以文学编辑室的名义立即回信告诉他：“历次修改的地方，均已一一照改，此点望您释念。至于校对是否仔细，我们感到已尽力了，当有待您看过样书后评价。全书未能请您看校样，我们有与您同样不安心情，所以希望您看到样书后，立即提供一个校正本，以便再版时纠正。”同时在信中告诉吴强，“《红日》第一次印刷为四万五千册，第二次印刷一万六千册，两次印刷相距甚近”。由于文学编辑室与有关业务部门密切配合，一切都按计划进行，《红日》终于以惊人的速度在七月二十日提前出版了！

    《红日》的喷薄而出，震撼了中国文坛。评论界一致认为，这部作品正面展开我军全歼国民党王牌军七十四师的宏伟画面，激越、壮丽，洋溢着英雄主义和理想主义的热情。反映了我军由弱到强，最终取得辉煌战绩的历史进程，揭示了人民战争的规律，形象地体现了毛泽东军事思想的伟大胜利。在敌我双方人物，尤其是高级将领典型性格的刻画上，有很大的突破性成就，对于中国当代军事文学创作产生了重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