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驻巴基斯坦特约记者  徐志杰

    近来，一直令印度人引以为傲的宝莱坞电影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寒流”。今年上半年，一部接一部的印度大片票房不断遭遇滑铁卢——据统计，1月至7月，印度电影业已累计亏损约20亿卢比。

    “狂轰滥炸”效果欠佳

    作为全球最大的电影生产基地之一，宝莱坞每年平均生产上千部影片。印度电影的知名度和影响力也不仅局限在南亚各国，还大量输出到东南亚和中东地区，其市场甚至延伸到了一些欧洲和北美国家。曾几何时，宝莱坞电影为印度人挣足了面子，当然也带来了不少钞票。

    然而近年来，多部大投资制作的影片票房收入不甚理想。从早些时候的《复仇》、《跑动》、《英雄威尔》、《卡西亚呼叫卡西亚》，到刚刚上映的《风筝》、《我的名字叫可汗》、《真爱满屋》、《坏小子》……尽管每部影片都投资不菲、场面宏大、制作精美、演员阵容豪华，然而公映以后一连串的统计数字却着实让人感到郁闷——不但观众的评价没有达到宝莱坞的期望值，惨淡的票房收入也令投资人和制片商大失所望。

    印度电影早期的宣传方法是用车拉着广告牌子满大街跑，除了车上聒噪的大喇叭，还有铺天盖地的街头小广告。现在的宣传方法是利用广播、电视、互联网等媒介狂轰滥炸，连续不断地推出影片介绍和经典插曲，再配以巨型街头广告。另外，还经常制造并发布一些主要演员的花边新闻作为影片宣传的噱头。例如，在宣传影片《风筝》时，媒体就不时传出男女主演坠入爱河，男主演为此要甩掉原配妻子的八卦新闻。制作方以这种低俗的宣传方法，希望引起公众对影片的关注。

    然而事实上，这种做法不仅收效甚微，还给演员及其家人带来了很大压力。5月，《风筝》的男主演哈里·特克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坦言，自己并不喜欢公司的这种宣传方法，流言飞语使自己的妻子承受了很大的精神压力。而结果也证明，这种宣传方法并没能使更多的观众走进影院，影片的上座率远远没有达到预期的设想。近来，宝莱坞还有一个以“传统”方法宣传电影失败的例子。在宣传电影《我的名字叫可汗》时，男主演沙·路科·克汗调侃影片中的男主人公克汉喜欢巴基斯坦曲棍球队，这一明显带有引导公众政治或宗教倾向的宣传方法马上引起了观众的反感，起到了适得其反的作用，最终也没能挽救电影的票房颓势。

    针对性宣传值得推广

    印度的电影从业者意识到仅靠炒作演员的花边、情史甚至政治、宗教倾向，以及铺天盖地的粗放型宣传方式已经不能引起观众们的兴趣。因此，必须采用新的宣传方法，吸引更多观众走进电影院，提高影片的票房收入，再现宝莱坞的辉煌。

    经过一番调查研究，宝莱坞决策层摒弃了沿用多年的“狂轰滥炸加明星新闻制造噱头”，改为使用“调查反馈加针对性宣传”来推广新片。新方法的具体操作过程是：电影样片制作出来以后，在小范围内邀请不同年龄、性别、职业、爱好的观众提前观看。在观看过程中，用录像和录音设备记录下每个观众观看影片时的不同表情和反应；观看结束以后，请观众就影片的叙事节奏、最喜欢的演员以及电影放映的长度等问题填写问卷。此外，电影公司还会组织小型座谈会，让看过样片的观众各抒己见，畅所欲言地提出自己的意见和看法。观众的意见、看法和调查数据经过宝莱坞专家分析、汇总，提供给影片的制作人和导演，供他们修改、剪辑影片时使用。

    上述信息同时也会被送到宝莱坞宣传策划大师阿米尔·克汉手中。他会根据影片的内容和观众的意见反馈制定出每部影片首映时的具体宣传方案，供制片商使用。例如，他给《未知死亡》首映宣传的建议是到马路边给小孩提供免费理发，吸引媒体前来报道。这种针对不同电影吸引不同观众群的做法看起来还挺奏效，调查显示，前来观看《未知死亡》的观众包含了大量城市外来务工者和木匠。最近，阿米尔又在发行《自杀现场直播》时，试验了这种“调查反馈加针对性宣传”的新方法。8月，这部投资5000万卢比的电影在印度上映时，第一周就取得了1.6亿卢比的票房收入，海外票房收入达70万美元。对于新片《我恨爱情故事》的近期热映，反馈信息也发挥了很大作用。该片导演普尼特·马尔豪特就是根据观看样片观众的反馈信息，将公映影片的版本缩减了20分钟，从而保证了影片的流畅和紧凑性，加快了整部片子的节奏感，迎合了年轻观众的欣赏口味，使这部影片取得了较好的票房成绩。

    近期公映的几部影片暴涨的票房收入，充分显现了新宣传方法的魔力。事实证明，这种有目标、有针对性的宣传方法能达到吸引特定观众群观看不同影片，进而提高票房收入的效果。该方法已经引起印度各大电影公司的重视，而负责宣传的智囊团队更是使出浑身解数，通过市场整合、分析不同观众的喜好，为宝莱坞大片量身定做不同的宣传策划方案。由此看来，新的宣传方法将很快在宝莱坞全面推广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