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隗瑞艳

    中国正步入城市化快速扩张的通道，据统计，中国13亿人口中，每年有1.5亿人涌入城市，这等于每年要增加一个超级城市。20年内，全国将有65%的人会生活在城市中，那时候中国的城乡二元结构会发生一个逆转，中国就会从农业大国变成很多小中大和超大城市集聚在一起的城市国家。那么，演艺作为文化最具典型意义的组成部分，在城市发展的进程中又扮演着怎样的角色？特别是现代城市需要什么样的演艺？对此，演艺集团的两位老总有着自己的思考和见解。

    演艺让城市经济更具活力

    “演艺让城市经济更具活力。很难想象如果缺少了百老汇的纽约会是什么样子！纽约市政府有一条规定，在42街时代广场所有的建筑底层必须要建剧场，为什么？因为演艺业给纽约不仅仅带来票房，也带来了人流、文化消费，带动了纽约其他方方面面的发展。”中国东方演艺集团董事长、总经理顾欣说，在当今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的形势下，大力培育和发展积极健康、富有特色的城市文化，不仅有助于塑造城市形象，提升城市品质，而且能够创造经济价值，增强城市服务功能，改善城市发展环境，为城市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产业支撑和精神支撑。从全球城市的发展历程和趋势上看，哪个城市的演艺业欣欣向荣，哪个城市就会活力四射。

    顾欣认为，目前我国最优质的文化资源，特别是演艺文化资源还集中在事业单位手中，由于长期游离在市场经济之外，早已跟不上现代城市迅猛发展的形势。这就导致了两个可怕的结果：一方面从国家文化安全来看，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最后的保护期即将结束，一大批高质量的外国文化产品大量涌入中国，国内的文化单位如果还不及时改革，中国文化阵地将很可能会失守；另一方面，现在倡导大力发展文化产业，文化人的观念如果不及时转变，那文化就会被那些别有用心的文化投机者所利用，偏离正确的轨道，引发“三俗”的滋生。

    不同城市需求不同的演艺

    北京演艺集团副总经理李龙吟说：“演艺市场要按城市消费群体的需求进行艺术生产，来满足城市演艺消费，什么样的城市需求什么样的演艺。”

    李龙吟以话剧为例阐释了上述观点。他说，北京和上海无疑是目前中国话剧市场最好的，北京人艺一部《窝头会馆》演出两轮就产生了3000多万元的票房，北京现在有30多个小剧场，每天都很热闹，朝阳区文化馆九剧场加到一起不到2000个座位，去年也产生了1000多万元的票房，而且目前订单已订到明年下半年。上海小剧场的市场情况也很好，上海戏剧谷是中国小剧场话剧的中心之一，市场效果也不错。上海和北京的小剧场话剧情况不尽相同，据说上海小剧场话剧如果一部惊怵剧火了，可能上海的小剧场会马上出现几部惊怵剧，市场效益都不错，这说明上海人的艺术欣赏是非常时髦的、跟风的，这是这个城市的整体文化思潮。北京反之，有一个小剧场演惊怵剧火了，很难看到别的小剧场再跟风演第二出惊怵剧，这说明北京的演艺风气是更加自我的、立异的。在小剧场演出上，北京、上海都能体现出自己风格，说明两个城市的演艺欣赏习惯都达到了一定水准。可是，中国其他城市就没有这样乐观，说明这些城市还没有这样的需求。但是，其他城市有自己的演艺需求。比如沈阳的老百姓就愿意消费二人转，这就是沈阳百姓的需求。

    艺术工作者 要引导城市演艺消费

    “文化的力量是无穷的，但它也是一把双刃剑。先进文化可以教化人心、陶冶情操；同时质量低下，庸俗、低俗、媚俗的内容产品，也会贻害子孙。三鹿奶粉吃死人可以追究责任，文化产品如果出现了问题，该怎么办？”顾欣认为，要切实提高包括演艺产品在内的文化产品的质量和品位，通过建立完善的评价体系，通过科学合理的标准，来规范艺术产品的创作和生产。

    “艺术工作者的责任不单是满足消费，更重要的是引导消费。引导消费有一个理念非常重要，就是‘艺术家比人民高一点儿’。明白这个理念，我们更能明白在什么样的城市提供什么样的演艺产品，就是你为那个城市提供的演艺产品要比那个城市人们的需求高一点儿，这样提供的演艺产品就会有人来消费，你才能达到引导目的。”李龙吟说，引导演艺消费有两种方式：一是高档次的演艺产品定期、有计划地到大、中、小城市巡演。任何一个城市都有一定的高水平的演艺消费人群，只是有些城市还构不成支撑高端演出的群体，大城市的演艺团体去巡演，满足一些城市部分人的需要，一点点争取那里更多的人气。二是高层次的演艺人才向大城市集中，强强结合，生产出更好的演艺产品。比如，北京有个河北梆子剧团，出现过刘玉玲老师这样的大艺术家，但现在在北京做河北梆子的商业演出非常困难，而在北京郊区及河北、天津等地有大量的喜欢河北梆子的群体，为什么不把石家庄河北梆子剧团、天津河北梆子剧团、北京河北梆子剧团集中成一个团？这样可以再现更好的剧目，更有效地为河北梆子消费人群服务。我们要正确看待这个问题，只要市场健全了，各地有什么需求，演出商一定会去占领那个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