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王立元

    最近，一首农民工版《春天里》引发了社会各界的热议。然而，网络歌手“旭日阳刚”的迅速走红，却掩盖不了这样一个无奈的现实：“不是农民工没有精神文化需求，而是现今的文化产品不能满足他们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

    正在施工的大楼旁，一群农民工蹲在路边默默地吃着饭，满身尘土的他们，彼此没有什么交谈……虽然生活在城市里，他们却显得与城市格格不入，甚至形成了城市里的“孤岛”。最近，迅速走红的农民工版《春天里》又一次把这个庞大的农民工群体推到了人们的视野中。简陋的出租屋、不修边幅的男人、啤酒、香烟、方便面，这些都符合人们对农民工的印象，但话筒、吉他和演唱者陶醉的神情，却似乎超出了人们的想象。

    在北京一座小学的施工现场，记者同一位看起来上了年纪的农民工攀谈起来。谈起歌曲《春天里》，他竟然说知道，“不是在网上看的，是听别人说的”。问及自己的文化生活，嘴里塞满食物的他说了3个字——“打扑克”。而23岁的孙建州是这群人中年纪最小的一个，今年3月刚跟着自己的河北老乡出来打工。初中毕业的他喜欢上网，但自从来到北京后就再也没有去过网吧，对此他的解释是，“我对周围不熟悉，所以就没去”。由于工作时间长、强度大，加上收入不高，每天干完10个小时的活儿，他们就会回宿舍睡觉。“偶尔出去买东西时，有的人会用鄙视的眼光看我们，觉得特伤自尊。”孙建州说完，自嘲地笑了笑。问及最喜欢干的事，他说是去胡同里的投币点唱机点首歌唱，而最喜欢的歌曲是《打工行》。“这首歌我们都会唱。”孙建州说。

    来自河南的祈玉峰今年45岁，16岁就外出打工的他最近换了份交通协管的工作，每天早晨5点上班，下午6点半下班。回到住的地方，因为人多，排队吃完饭已是晚上10点。每月1400多块钱的工资大部分寄回了家。“现在工资基本能按时发放，就没有什么别的愿望了。” 祈玉峰说。但他表示，如果有机会，最想看一看家乡的豫剧。

    “农民工早上六七点开始工作，很晚才回宿舍。一般每天要工作10个小时以上，回到宿舍已经很累了，看看电视节目或打打扑克就睡觉，有的可能还没电视看。现在新生代农民工则更喜欢上网、溜冰等。”经历过打工生活的作家王十月说。

    因为2003年创建“烦忧热线”，陈军成了农民工群体里的“名人”。住在他周围的都是来北京承包土地的菜农，春夏秋三季都很忙，闲暇时能看看电视就不错了。“很多农民工社区的环境特别差，垃圾满地、脏水横流。在这里，他们没有归属感，没有人关心他们，他们对这个地方没有感情、没有希望，觉得过一天算一天。”陈军说。

    而到北师大进修过的陈军能够比普通农民工更深入地思考问题。他把自己的命运和农民工这个群体的命运联系到一起。“我希望能写一本关于农民工的书，书写不写得成不重要，重要的是要有自己的奋斗目标和精神支撑。”

    如今，像陈军这样关心农民工群体命运的人越来越多，比如近年来出现的“打工青年艺术团”“打工妹之家”“小小鸟”等为农民工服务的团体。农民工群体对文化生活的需求也在逐渐增长，开始有了自己的博物馆、自己的艺术节、自己的培训班和学校，以及自己的文学……

    “我们想通过歌声，歌唱‘劳动最光荣’，确立打工者的价值观，引导打工者的文化自觉。”打工青年艺术团团长许多说，“我们不想用‘农民工’这个称谓，因为我们认为这个词代表着一种落后的文化，是高高在上的精英文化给我们划分的等级。所以我们更愿意称自己为‘新工人’，因为它代表了打工群体的一个发展方向和愿望，要成为这个时代的新工人阶级，争取自己各方面的合法权益。”

    许多认为，不是工友们没有精神文化需求，而是现今的文化产品不能满足新工人群体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不少文化产品离我们的生活很远，不能满足我们对生活的思考、追求，不能真正给我们希望和力量。所以“旭日阳刚”只能去唱《春天里》这种本来挺小资的歌曲，但歌曲的高潮部分正好映衬了我们面对现实的无奈和坚强，所以能打动人。这是底层民众对主流文化的一种颠覆和再创作。”他认为，“新工人”需要有以工人为主体的文化来催生大家团结的意识，给大家寻找希望的力量以及解决问题的方法。

    说起“旭日阳刚”在网上的迅速走红，许多却认为这是一种无奈，一种新工人文化现状的无奈，他说：“我们应该有自己更嘹亮的声音，文化是我们对现实的思考。我们有精神的困惑，我们的生活这么艰辛，这就使得我们要去追问这是为什么，我们该怎么办？可是主流文化没有给我们答案。所以我们要创造自己的文化，新工人群体文化。我们的文化要直面现实，我认为新工人阶级的文化也会给这个世界一种新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