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 湾
在我正搜集资料，着手写《萧也牧悲剧实录》时，萧也牧的长子吴家石特意给我送来了由萧也牧起草的致罗广斌、刘德彬、杨益言的一封约稿信（复印件）。信是这样写的：
尊作《在烈火中得到永生》在《红旗飘飘》发表后，很受广大读者欢迎。听说您们已把它扩展写成长篇，这是件十分高兴的事。如果已经写好了，请即寄来一读。但不知道您们写的是根据真人真事加以集中概括写成的小说，还是完全是真人真事的回忆录？若是小说，请寄我社第二编辑室，若是回忆录可寄五编室。我们当以跃进的精神迅速处理，并望立即得到您们的回信。
紧紧地握手！
七月廿二日
没过几天，我在张羽遗孀杨桂凤提供给我的一批资料中，又发现了这封信的草稿（复印件），草稿右侧有“江阅23／7”及注明“航空”邮寄的字样，这说明，此信发出前是经编辑室主任江晓天审定过的。从信中“以跃进的精神”这一特定用语来判断，此信无疑写于时处“大跃进”的一九五八年。当时没有复印设备，约稿信写成后，加盖公章发出前，抄录一份存档。吴家石给我送来的，当是那份存档的复印件。由这封信，引发了我对红色经典《红岩》诞生历程的探究。
一
有关这封约稿信，江晓天生前曾在《早该还历史真面目》一文中回忆：“一九五七年底，我从中共中央高级党校毕业回到中国青年出版社，吴小武、张羽、黄伊都向我谈过，《在烈火中得到永生》在《红旗飘飘》第六集发表后，社会反响很强烈，三位作者的生活素材还很多，建议他们再写长的。不久，中国作家协会为迎接新中国成立十周年，成立了文学作品出版规划领导小组（简称‘献礼’小组），以邵荃麟和严文井同志为首，我代表中国青年出版社参加。各省、市作协分会也成立了相应的组织，纳入规划的主要是新创作的长篇小说。一九五八年七月，我从作协‘献礼’小组的一份简报中，发现四川报来的材料有罗广斌、刘德彬、杨益言合作写的一部长篇《禁锢的世界》，回到机关，马上叫吴小武（即萧也牧，原编辑室副主任，错划‘右派’，决定下放，因为他负责编辑《太阳从东方升起》未完，我把他留下工作一段时间）给三位作者写了封信。”（《四川文学》一九九三年第十一期）由此可见，追溯《红岩》的由来，还得先从《在烈火中得到永生》说起。
曾在一九五七年参与《红旗飘飘》丛刊创办的王扶告诉我，就在编辑部安排第二集稿件时，收到了四川省长寿县读者赵山林写于四月十一日的一封反映当地群众意见的来信，说他们听了罗广斌同志演讲解放前“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的血录，深受教育，希望中国青年出版社收集材料，“通过写小说的形式出版发行”，以便使这笔宝贵的精神财富在对广大青少年进行革命传统教育中发挥更大的作用。而编辑部在原先制定的选题计划中，本就有一项是拟请罗广斌写《江竹筠传》，赵山林信中的建议，正好为他们提供了约稿线索，可谓不谋而合。于是，就由她起草了一封给罗广斌的约稿信，请他最好能在五月二十日前将《中美合作所血录》稿寄达《红旗飘飘》编辑部。
罗广斌未能如约在五月二十日前将演讲稿寄来，直至十一月十五日，《红旗飘飘》编辑部才收到由罗广斌、刘德彬、杨益言三人署名的革命回忆录《在烈火中得到永生》。他们在给编辑部的信中说：“最近我们抽时间把前一时期向青年作报告的要点整理了出来。作报告的时候，根据不同的对象，有的只讲了其中一些部分，整理的时候，大体上仍保留了讲故事的叙述方式。”这篇副题为《记在重庆“中美合作所”死难的烈士们》的回忆录全文一万余字，共分六节：《魔窟》、《考验》、《意志的闪光》、《挺进报》、《望窗外已是新春》和《最后的时刻》，揭露了蒋美反动派在重庆歌乐山下的“罪犯集中营”里犯下的血腥罪行，是一曲革命先烈奋勇斗争的悲壮颂歌。经张羽做文字加工和萧也牧审定后，安排在《红旗飘飘》第六集上发表。
二
一九五八年秋，在中青社社长兼总编辑朱语今带王维玲（原在总编室工作，已内定调文学编辑室任秘书）去四川出差时，江晓天考虑到朱语今曾在西南局工作多年，与重庆市委组织部长萧泽宽熟悉，就请他无论如何为《禁锢的世界》三位作者请下创作假，以便集中精力早日把稿子修改出来，不然，就赶不上向国庆十周年“献礼”了。王维玲从重庆回京后，向江晓天作了汇报，说刘德彬由于在一九五七年“鸣放”中说过“错话”，一九五八年整风补课时，说他犯了“工团主义”的错误，刚受到留党察看一年的处分，马上准创作假不合适，萧泽宽只批准了罗广斌、杨益言两人的创作假。罗、杨二人经过大半年的突击修改、写作，整理出了三十多万字的第一稿。
一九五九年八月，中青社收到《禁锢的世界》第二稿，署名仍是罗广斌、刘德彬和杨益言。考虑到定稿前的编辑加工量较大，江晓天请有多年编辑工作经验且赏析能力和文字工作水平较高的毕方参加了进来。他和毕方、王维玲认真细致地看完全稿后，碰头研究了一两次，于一九六○年初，通知作者来京交换意见，具体商定修改方案。因作者要听取重庆、四川一些熟悉地下斗争生活的老同志及文学界前辈沙汀、马识途等人的意见，直至五月中旬，罗广斌和杨益言才来到北京，住进炒豆胡同的团中央招待所，刘德彬没能同来。而正是这个时候，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从一九六○年六月开始，因一封给安徽老家的信被大队干部拆查，一顶“漏网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帽子突然落到江晓天头上，使他遭到了持续五个月之久的批斗。
罗广斌、杨益言在听取了江晓天和毕方、王维玲的意见后，一面修改作品，一面学习、参观、访问。当时革命历史博物馆和中国人民军事博物馆尚未正式开馆，他们捷足先登，在那里看到了毛主席在解放战争时期写的许多重要文献的手稿，使他们大大提高了对渣滓洞、白公馆当年的局部斗争和全局关系的认识，“好像航行在迷雾里的船只，忽然看见了灯塔”，加快了第三稿的进程，并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一九六○年秋，原五编室属于人物传记、回忆录的部分工作归入文学编辑室。刚回到文学编辑室的张羽，担起了编发《禁锢的世界》的重任。
张羽欣然接受为《禁锢的世界》当责编的任务之后，认真读了总计约八十万字的第一稿和第二稿。他感到可喜的是，作品描写的生活场面比《在烈火中永生》宽阔了，虽人物众多，但刻画细致了，内容也更加丰富多彩，奇特、引人入胜了。然而，对于监狱的日常生活描写，作者还没有完全从低沉的基调中跳出来，总的感觉，正如作者后来认识到的：“满纸血腥，不忍卒读，让人喘不过气来。”与此同时，沙汀和王觉同志也反复读了第三稿，又给罗广斌、杨益言出了许多好点子。一九六一年九月中旬，罗广斌和杨益言带着川渝两地众多同志的意见，再次来到北京，住在出版社宿舍，准备对书稿做最后一次修改。张羽为了便于和他们交流情况，及时解决问题，也搬进他们的宿舍，三床、三桌依次摆开，进行流水作业：杨益言先改出第一遍稿，交给罗广斌修改；罗广斌改定后再交张羽加工处理；张羽对稿件进行推敲，订正、删削或润饰后，再交罗、杨传阅；三人都认可后，即作为定稿，等待发稿付排。几乎每个晚上，三人都是彻夜工作，直到天亮以后，才各自上床，蒙头睡觉。在这一次修改中，张羽付出了巨大的劳动，据他在《我与〈红岩〉》中回忆：这一稿“除一般性修改的章节外，重新构思、重新写作的部分约有十万字，可见修改工程之大”。“我和罗广斌合作得非常得心应手。在修改过程中，对有些设计，我提出几个方案，任他挑选。他很机灵，很快就从里面挑选出一个最佳方案。我们两人总能达到高度的一致，同他的合作是十分愉快的。”“我们既是以编辑和作者的身份谈业务，又是作为战友和至交谈生活，谈创作，交流思想，切磋技艺，直面问题。我们之间从来没有使用过外交辞令，而是推心置腹，以诚相见，各抒所思、所想。和老罗的合作，是我数十年编辑生涯中最令人难以忘却、最值得回味的一幕。”
正式发排之际，用什么作书名，又煞费苦心。当时，编辑部和作者拟有“地下长城”“地下的烈火”“激流”“红岩朝霞”“红岩巨浪”“红岩破晓”“万山红遍”“嘉陵怒涛”等十多个名字。经反复斟酌，最后一致商定，并报请重庆市委书记任白戈批准，取名为“红岩”。这是因为重庆的红岩村，曾是党中央代表团的驻地，毛主席在重庆谈判期间，也曾在此居住。给这部小说取名《红岩》，就意味着国统区的人民是在党的光辉、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照耀和指引下，同美蒋反动派进行英勇斗争，才迎来了大西南的解放和革命的伟大胜利。
从《在烈火中得到永生》在《红旗飘飘》上发表，到《红岩》的最后定稿，历时近五年，中青社的江晓天、萧也牧、张羽、黄伊、王扶、毕方、王维玲等编辑，都不计个人得失，为这部长篇小说的创作成功付出了辛劳，可以说，这部书稿不仅是罗广斌、刘德彬、杨益言合作的成果，也是这群文学编辑心血的结晶。这对于作者和编辑来说，都是一段难忘的岁月。《红岩》于1961年末问世后，立即激起巨大的轰动效应，很快发行到百万册以上，尤其是在我国国民经济三年困难时期，遍及城乡的“《红岩》热”在鼓舞人民群众和广大青少年的斗争精神方面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三
始料不及的是，“文革”运动开始不久，《红岩》的主要作者罗广斌竟成了“叛徒、特务”，于一九六七年二月十日被造反派整死了。杨桂风告诉我，二月二十三日，躲避造反派组织追捕的刘德彬和杨益言逃到北京，把罗广斌从被绑架到惨死的经过告诉了张羽。刘德彬还对张羽说：“他们造老罗的谣，一是说他是叛徒，二是说他‘文革’中是政治扒手，三是说《红岩》不是他写的，是重庆的一个右派分子写的。历史上的事，‘文革’中的事，重庆的同志清楚。关于《红岩》写作问题，出版社清楚，你们应该站出来说话，帮助澄清。”听完刘德彬的话，张羽意识到，自己的处境和命运，已经和《红岩》及其作者，甚至电影《烈火中永生》编导、演员的命运联系在一起了。他当即答应，尽快写一份有关《红岩》创作、出版情况的材料，上报中央。
在中央美院附中的学生宿舍与刘德彬、杨益言秘密会见之后，张羽就赶到萧也牧家，向萧也牧通报了这一令人震惊的消息。闻讯而来的，还有周振甫、陈斯庸、严绍瑞、施竹筠等文学编辑室的老同事。他们纷纷表示，甘愿冒风险，仗义执言，去为屈死的罗广斌作证。他们除当场草拟了一纸关于罗广斌在中国青年出版社写作《红岩》的真实情况的证明外，还商定，立即编辑出版《红岩战报》，发出正义的声音，为罗广斌雪冤。萧也牧义不容辞地担当起了《红岩战报》的编辑工作。杨桂风向我提供了张羽生前珍藏的一份《红岩战报》第一期。我看到，《红岩战报》第一期是一九六七年四月十五日出版的。报头上的毛主席语录十分醒目：“成千成万的先烈，为着人民的利益，在我们的前头英勇地牺牲了，让我们高举起他们的旗帜，踏着他们的血迹前进吧！”我想，萧也牧当年选用这条语录，无疑是要标明《红岩战报》的办报宗旨和这群文学编辑保卫新中国革命文学成果的坚强决心。但他未必会料到，他高举先烈的旗帜、踏着先烈的血迹前进，竟果真在这场《红岩》保卫战中付出了血的代价，以至宝贵的生命……
（摘自《红火与悲凉：萧也牧和他的同事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