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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老兵周巍峙
我眼中的两位老先生




 中国文化报 >  2010-1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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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眼中的两位老先生

    赖永海

    任继愈先生

    一九七八年,国家实行新的学位制度,开始招收硕士研究生,我有幸跻身任继愈先生门下,成为先生的众多弟子之一。

    当时我在《中山大学学报》当编辑,记得在报考研究生时,曾征求一位老师的意见,他很诚挚地谈了自己的看法:第一,任先生是大家,能考上他的研究生,当然是再好不过的,但正因为他是大家,考上的难度相对会大一些,这一点要有思想准备;第二,听说任先生眼睛不太好,加之事务十分繁忙,考取之后可以得到先生多少具体指导不太好说。我非常感谢这位老师的意见,但我还是坚持了原先的想法。也许是命运之神的关照,我有幸被录取了。

    在读三年,先生为我们开设了《佛教概论》、《佛经选读》、《史料学》等多门课程。也许是长期形成的习惯,先生上课之认真、严谨,让我们这些经过“文革”的人非常出乎意料。听了不少“天马行空”的课,刚开始听先生那样有板有眼的课,还有点不太习惯。先生讲课,不但有完整的讲义,而且有些课(如《佛经选读》等)还预先把所读经典印发给我们,让我们先预习。而《佛教概论》一课之系统、深入,更让我们这些初学者如醍醐灌顶,大至思想之剖析,小至佛教名相之阐述,既细致入微,又深入浅出;既有哲学家的高屋建瓴,又有学问家的严谨和缜密。我后来走上佛教研究之路,完全得益于先生的启蒙、点化。

    俗话说:“师父带进门,修行在个人。”但是师父是如何“带进门”的,事实上却千差万别。毛主席曾称赞任先生是“风毛麟角”,应该说主要是称赞其具有较科学的研究方法。先生指导研究生,也很注重对学生进行思路和方法上的训练。他经常对我们说:要进行中国哲学和佛学的研究,有两个方面的准备是不可或缺的,一是理论的训练,二是资料的准备。理论是工具,“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没有好的工具,出不了高品质的产品。而资料有如原材料,没有充足、上乘的原材料,“巧妇也难为无米之炊”。不管是理论的训练还是资料的准备,都得下硬功夫、苦功夫,要有“坐冷板凳”的精神。

    如果说硕士生阶段我对先生的传道授业还停留在一般性的感受,那么,到了博士生阶段,特别是博士论文的写作,我的感受从“一般”上升到了“具体”。我是先生的第一个博士生,毕业论文的题目是《中国佛性论》,全文近三十万字。当时(一九八五年)还没用电脑写作,我的论文是用每页三百字的稿纸写的,全篇近一千页。先生的眼睛本来就不太好,当我把这近一千页的文稿交给先生时,我的内心真的有点忐忑不安,担心这太为难乃至折磨先生了。可是,当先生把审读后的论文还给我时,我深深地被“震撼”了!近一千页的稿纸上,几乎每页都留下了先生的印记,大至文句的修润,小至标点符号的改正,可以想象,先生为我的这篇论文所付出的劳动,是何等的艰辛!他对学生极端负责任的态度和精神,确是我们今天指导研究生的楷模。论文付梓时,先生又亲自为论文赐序,说了许多褒奖和鼓励后学的话,作为一名学生,能遇到这样的老师,夫复何求?

    先生待人,非常的真诚实在,不喜欢做表面文章。他说话不多,更不喜欢当面说好话,但他在背后为人所说的好话和所做的好事,大概有许多当事人至今仍不知晓。他长期奉行的“四不”原则(即不赴宴、不过生日、不出全集和不当挂名主编),更是常人所难做到的。对于“不过生日”,我亲历其事。他八十大寿前夕,我与几个同学商量如何为先生开一个学术研讨会,出一个集子,以志纪念,没想到几次与先生谈及此事,先生都断然拒绝。他半开玩笑地说,等九十岁再说吧。到了临近九十岁时,我们几个学生重提此事,他还是那种毫无商量余地的态度。至于“不当挂名主编”,许多参与先生编书的学者都有切身体会。我曾参加了先生主编的《中国哲学发展史》(第四卷)的编撰工作,先生一丝不苟的精神着实让人赞叹。从总体的编写思路到具体的篇章结构,先生都事必躬亲自不待言,文稿交上去后,他都要逐章逐字进行审读和修改,处处体现出视学术为生命的学者本色。

    季羡林先生

    我不是季羡林先生的入室弟子,但季老绝对是一位让我永志难忘的恩师。

    二十年前,我同许多中青年学者一样,对季先生其人其学,除了景仰、崇敬之外,没有任何直接的联系。

    我认识季先生,缘于我的一本小书——《佛道诗禅》。书是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潘平是该书的责任编辑。一九九○年底我到北京开会,正好该书刚印出来。有一天,我俩到北京大学办事,潘平说他知道季老的家庭地址,就提议一起去看看季老,顺便送一本《佛道诗禅》给他。我说那太好啦。我俩就这样贸然登门造访了。当我们轻轻敲开先生的门,先生不但没有责怪我们的冒失,而且热情地接待了我们两位不速之客。进门坐定后,我们向先生自报家门和说明来意:主要是来看看他,并送他一本最近刚出版的小书,请他指教。先生听后,说了一句令我十分吃惊的话,他说:“我正在读你写的《中国佛性论》。”并指着放在桌上的一本已经看了大半且书中夹了许多纸条的书。老人家说:“你的书写得不错,是刚从街上买来的。”听了季老这一番话,我一时受宠若惊真不知道该说什么。我们同季老聊了一会儿,老人家又带我俩去参观他的书房,从书房出来后,我们请他老人家回屋休息,他说要陪我们往校园里走走,而且走得很远很远。

    我第二次去见季老,是想向他老人家要一篇文章,为我主编的《禅学研究》撑门面。这个想法确实有点过于大胆,但转而又想,季老人这么好,说不定他老人家慈悲,真的能遂了我的心愿。结果怎么样呢?下面是季老特地为《禅学研究》撰写的《所谓中天音旨》一文的开头语:

    月前,南京大学哲学系的赖永海教授来舍下。看到了一篇文章(指季老原来“应韩国东国大学吴亨根教授之邀,为当时校长李智冠教授祝寿”所写的《梵语佛典及汉译佛典中四流音问题》一文),产生了兴趣,撺掇我把文章交给他,在他们新创办的《禅学研究》杂志上发表。我动了心,觉得应该对他们这一桩在荒漠上开辟绿洲的盛举呐喊两声,尽上绵薄,聊示随喜之微意。但是继而一想,又觉不妥,此文版权已交台湾,一女两嫁,似有违碍。我之进退,实为狼狈。经我再三考虑,忽然灵机一动,豁然开朗,似有天助,此文虽已长达两万余言,实为一“未完成之杰作”。原来的写作计划中尚有“关于中天音旨”一章。现在永海兄索稿,使我身处夹道之内,何不补成此章,了此宿愿,又不辜负《禅学研究》之期望。(载于一九九四年出版的《禅学研究》笫二辑)

    看了这一段话,对于季先生淳厚慈悲的为人和乐于奖掖提携后学的长者风范,大概无须我再说什么了。

    更让我感动的还有先生长期以来对我的《中国佛性论》和《佛道诗禅》等著作的关注和褒奖,有几次我都是从别人口中得到这个信息的。我的一个学生叫圣凯,曾经与湛如法师一起到301医院去看望季先生,先生听说圣凯是我的学生,就对圣凯说:“赖永海的《中国佛性论》写得非常不错。”我有时在想:先生如此待我,真不知道是我的运气好,还是先生的为人好。实际上,与我有着相同境遇与感受的年轻学者应该还有许多,也许先生自己不知道,他对晚辈后学的这种慈父般的关爱和呵护,给了这些年轻学者们多大的激励、鼓舞和精神力量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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