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小雨

    近日，为纪念《北京晚报》复排《四郎探母》30周年这一在京剧界、思想界有着影响力的历史事件，由《北京晚报》、北京市戏曲艺术发展基金会主办的“《北京晚报》复排《四郎探母》30周年纪念演出”在长安大戏院举行。作为一个新闻事件，《四郎探母》的复排在中国走上拔乱反正及改革开放之路时在戏曲舞台方面起到过一定的作用，这毋庸讳言，但对作用的放大与高估，与当时中国戏曲界的实际状况并不相符。

    1980年，中国的戏曲舞台已呈现出相当繁荣的面貌，全国恢复的剧种有200多个，剧团有2000多个，在整个舞台上演出的剧目90%是传统剧目，并且经过7月召开的长达近20天的全国剧目工作座谈会之后，以前经过戏曲改革认为是“禁戏”的剧目也陆续解禁。这才是当时《北京晚报》主办复排京剧《四郎探母》的大的历史背景。用《北京晚报》的话说就是：针对当时戏曲界相当沉闷、有识之士希望恢复“禁戏”的情况，又迈出了争议性的一步——请新一代成长起来的名角来恢复传统戏。时任《北京晚报》编委的李士民说：“从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来看，中华民族的文明史就是各民族团结、融合发展”“当时大家觉得，《四郎探母》也没什么不可以演的。”戏曲界当时沉闷真说不上，复排“禁戏”的目的倒是明确的。

    《北京晚报》认为：“取材自中国民间杨家将故事的京剧《四郎探母》是中国京剧历史上最著名的传统骨子老戏之一，众多京剧名角都曾出演过该剧，其家喻户晓的唱段让很多普通戏迷都能随口哼唱几句。”该剧是否是京剧史上最著名的剧目我们姑且不论，我们也不从思想性来谈，单从艺术性而言，《四郎探母》就没有一个完美的戏剧架构。戏剧讲述了四郎杨延辉在宋、辽金沙滩一战中被辽掳去，改名木易，与铁镜公主结婚做了倒插门女婿。15年后，四郎听说六郎挂帅，老母佘太君也押粮草随营同来，不觉动了思亲之情。思母心切，欲过关见母，却无计可施。公主察明隐情，为他盗取令箭，四郎趁夜混过关去，正遇杨宗保巡营查夜，把四郎当做奸细捉回。六郎见是四哥，亲自松绑，去见母亲等家人，大家悲喜交集，抱头痛哭。只是匆匆一面，又别母而去。这里绝少描写四郎被俘虏在敌营中苟且偷生那种复杂的心路历程与思想冲突，除了第一场《坐宫》中杨四郎和铁镜公主之间互猜心事的冲突外，其余场次人物均如走马灯似地一掠而过不足观，毫无一部优秀剧作所应有的深度与广度。除了《坐宫》的唱腔还有些许可取外，其“谬种流传”的影响也不能忽视。自戏曲学院大专班演了该戏后，它成了现代京剧演员能够掌握不多的剧目中的看家戏，在各种演出中屡屡出现，其大段的对唱表演变成了斗嘴皮式的一种戏曲杂耍。

    京剧崛起之后，不少剧目已不像元杂剧和明清传奇那样重视文学剧本的加工，转向以演员为中心的演剧艺术，所以文字之拙劣、思想之浅陋、结构之混乱的剧目比比皆是，观众除了对“角儿”追捧之外，即使唱词剧情多不合情理，似乎也无人去深究了。《四郎探母》其实就带有这种遗风。剧中塑造的四郎杨延辉颇有当了敌方女婿“乐不思蜀”之感，上世纪50年代之所以被列为禁戏就是因为对8年抗战记忆犹新的人们是难以容忍这样的形象出现的。虽然说戏中也反映了母子情、夫妻情这种普世的人间情感，在经历了十年“文革”之后，复排此戏有矫枉过正的意味。但是，经过30年高速的经济发展与文化进步，我们对此戏的认识已经不能停留在30年前的水平。《北京晚报》30年前主持演出禁戏并让一批没有历史重负的年轻学子冲锋陷阵，有饮“头啖汤”或者说“吃螃蟹”的勇气，但是过分强调个人价值而忽视民族利益，与我们这个时代的认识有相当的距离。中国戏曲历来有鲜明的是非观，讲究高台教化，在民族大义与个人利益之间，悲壮与崇高是戏曲的一种亘古不变的美学追求，为理想为大义的牺牲引得多少观众感叹唏嘘。《四郎探母》缺乏的就是这些，当然，因其唱腔的独到作为教学节目也无不可，今天把重演作为对30年前事件的纪念本身无可厚非，可如果过分歌颂该戏的“未曾被风雨沧桑磨灭的人性之美和伟大的思想光芒”却值得推敲。

    另外，在《四郎探母》复排后30年，京剧入选“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这可以说又是一个里程碑式的事件。30年前人们为如何打破加在京剧身上的禁锢而绞尽脑汁勇破坚冰，30年后面临的是如何在保护的前提下更好地继承发扬。而现实是，除了不多的新编剧目外，京剧对传统的继承，是保守有余，创新不足。对流派的痴迷已近乎古板，表演所应有的生机与活力全被流派的套路消解掉了。所以，今天，如果再对《四郎探母》这样所谓的“骨子老戏”津津乐道，不加分析地赞叹，这对京剧的发展并不能带来实质性的东西。因为时代发展了，此“四郎”已非当年之“四郎”了。